郭德纲：关键是它有书做依据，比如《三言二拍》这些故事的人物，说他姓张也行，说他姓王也行，我改成姓李也没什么区别，不重要。但曹操，你改了就不行。
郭德纲：民国的时候这样说书行，现在的观众不好骗。我老跟说书的孩子们聊天，我说，你们千万记住了，要尊重观众，现在观众的知识量比说书的可强多了，你这儿一说，什么建安多少年如何如何，他掏手机就跟着搜，发现跟他搜的不一样，这说书的就怕让人给问住了。人说了，先生，您这儿不对，这句话应该是怎样怎样。你说你是死是活呀，你再跟人矫情？所以干不了。
我说的这《三国》，其实跟老先生说的还是有点区别。我们老先生说《三国》你也听过，有的《三国》，其实你听完之后一想，为什么跟《水浒传》差不多，为什么跟《三侠五义》差不多，为什么跟《明英烈》差不多？这就是绕来绕去，绕到说书的技巧了。说书里面赵云类的人物都是一样的，都是“来这员小将”“白马银盔”“手中亮银枪”“两军阵前如何如何”，你听吧，你在《三国》里面遇见他了，你在《岳飞传》里也遇见他了。
樊登：不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袁绍他们属于我们说S曲线的末端，他是贵族，但是已经富贵到头，越来越没有战斗力了。你会发现无论是三国、五代十国、南北朝，最后能够创业成功的都是不怎么得势的人，从基层开始做起的人。
郭德纲：那没什么。而且小学学校里更好演，同学都认识，刚才坐我旁边，现在他上去表演，（同学们都拍手）开心哪。为什么我老说真正成功还是得做商演？节目里、晚会里，人人都行，当然这话很遭恨。因为你要说他怎么算成功？只能是卖800块钱、500块钱一张票，找个体育馆，底下6000人，真来6000人愿意花钱听你说相声，你是成功的。你说除了这个之外，你还能用什么方法能证明你的成功呢？人力可为的，他都好办。你们家趁6000个亲戚，每个人愿意花800块钱，那也是您的能耐，但不是谁家都趁6000个亲戚。
郭德纲：民国的时候这样说书行，现在的观众不好骗。我老跟说书的孩子们聊天，我说，你们千万记住了，要尊重观众，现在观众的知识量比说书的可强多了，你这儿一说，什么建安多少年如何如何，他掏手机就跟着搜，发现跟他搜的不一样，这说书的就怕让人给问住了。人说了，先生，您这儿不对，这句话应该是怎样怎样。你说你是死是活呀，你再跟人矫情？所以干不了。
你要在公司里，你可以适当借鉴一下的。往难听了说，这可能就是邀买人心，但实际上也是他的工作手法。最后三分天下，人家能做成那样，必有道理。就跟袁绍似的，袁绍那样（有优势），你说他还了得吗？四世三公，家里那么有势力，门生故吏，都是他们家学生，最后他为什么不行呢？就是该着。别人找他借兵去，他说：“我儿子长疮了，我不能帮你。”其实他出兵的话，天下就是他的。这没办法，这个故事就是这么设计的，就是这么安排的，所以说天下没有他那就没有吧。
樊登：不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袁绍他们属于我们说S曲线的末端，他是贵族，但是已经富贵到头，越来越没有战斗力了。你会发现无论是三国、五代十国、南北朝，最后能够创业成功的都是不怎么得势的人，从基层开始做起的人。
郭德纲：那没什么。而且小学学校里更好演，同学都认识，刚才坐我旁边，现在他上去表演，（同学们都拍手）开心哪。为什么我老说真正成功还是得做商演？节目里、晚会里，人人都行，当然这话很遭恨。因为你要说他怎么算成功？只能是卖800块钱、500块钱一张票，找个体育馆，底下6000人，真来6000人愿意花钱听你说相声，你是成功的。你说除了这个之外，你还能用什么方法能证明你的成功呢？人力可为的，他都好办。你们家趁6000个亲戚，每个人愿意花800块钱，那也是您的能耐，但不是谁家都趁6000个亲戚。
郭德纲：这句话体现的心态是大部分人都有的，在内心里都存在，但是没有谁敢说出来，说出来怕网友骂，他可以做，但他不可以说。曹操是又能做，又能说，这个可不一般。包括战宛城回来之后，儿子也死了，侄子也死了，典韦也死了，马也死了，转过年来再路过这儿的时候（曹操）哭得不行了，先祭奠典韦，又祭奠战马，最后才是儿子跟侄子。这是给大家看的。看见了吗？我重情重义、雄才大略，其实这都是人情的东西。
郭德纲：他可以这么厉害，他不这么厉害《三国》就进行不下去了。不能按历史来说，我们终归得按评书来讲，他必须得厉害，此时此刻需要那么一个神仙类、近乎妖怪的人物出现。他、刘伯温，不都这一类的吗？
按说相声来说，你就得问张三。那就是，第一，你在可以拉拢人的时候，你没有拉拢，可以培养的时候你没有培养，你并没有想到你之后会没有人可用，你只有到那天才发现“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可怎么办，你早干吗去了？它必有原因。
樊登：那我看过一种说法，是一个韩国的历史学家研究的，他说《三国演义》的男主角是关羽。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这样完全符合中国古代小说的构造，以关羽为核心，你就会看出来，刘备的懦弱就相当于是唐僧，他是为了衬托关公；然后张飞的莽撞就相当于是李逵，相当于猪八戒，核心都是为了能够衬托出这么一个主人公。所以到最后，《三国演义》结束，最得利的是关公这么一个形象，在历史上就留下来了。
只不过民间艺人不能把两边都当作“男一号”，说书的、唱戏的、唱大鼓的，在表演《三国》的作品的时候，一定要把一个人摆在“男一号”的位置，另一个人是“反一”之类的，这里有人为的设置。这个东西千百年来老百姓也认可，大伙都认为刘皇叔——大汉天子，皇叔怎样怎样；曹操就得是大白脸、奸诈，是个坏人。他得有一个人设，老百姓按这人设顺理成章地就这么把故事排下来了。
他是那会儿（势单力薄）的曹操，不是后来权倾朝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只有他爸爸能帮他，别人他不能相信，所以回家就找他爸爸，因为他爸爸的身份、资历、见解会给儿子很大的帮助。他跟他爸爸商量完了，他爸爸才告诉他要融资，这一刀奔谁下手，谁能给咱钱，有了钱咱们如何如何，这就是融资、二次创业。他当时离开那个体制，其实那会儿对曹操来说很危险，你要站到故事里看，那说完就完，说死就死。
郭德纲：那不是。比如有一个相声团体，相声团体里有一个负责人，这人叫张三。张三台上演得也不错，观众也喜欢，也有知名度。但是做商演的时候，他手下没有这些个拿得出手的演员，你不能说张三有问题，它是整个团队的问题。为什么会没有人可用？
郭德纲：这个也得分怎么个说法，你要说前《三国》的话，关公就不算男一号，他一共也没出场几次，那在中《三国》里还可以算。另外，他说的那个也对，但也不太准确，因为咱们这个故事也是分段落的，比如我们讲究卖谁，这个单元我卖的是曹操，这个单元卖的是谁，关老爷在自己的篇幅里过关斩将，千里走单骑。
郭德纲：他要帮你，你还能取得很大的成绩，这很好。可能人家压根没想过自己有一天当皇上，三分天下，变成四分天下，有他一份，他没那么想，他可能也不愿意。（现实中）有这种人。举个例子，跳出《三国》来说，比如于谦老师，于老师的目的就是玩。你跟他说“全国有五千个说相声的，明天开始归您负责了，您管”，他能跟你翻脸，他的任务就是早上起来得浇花，把花得弄完之后，养的蛐蛐、蝈蝈得喂，还得喂鸟。
比如再举个例子，大夫开刀，他对血管、神经的敏锐程度就不一样。那个主任人家知道怎么弄，他跟前站的那一堆递剪子、递刀的，你敢让他动吗，他也在这行待了好些年了。一块儿有4个主任，为什么非找这主任呢？大伙说来找王主任，王主任最棒，那俩人也行，就差点，毛病就在这儿。于老师他会说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