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里面有一句名言，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有很多部门是被设置出来，用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的，但是时间长了之后，这些部门就成为了维护这个社会问题存在的力量。什么意思呢？你搞一个出租车公司，其实是为了解决交通问题。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出租车公司成了让交通问题存在的最重要的力量，它不允许你真的把它解决掉了，要不然它就没有办法生存了。因此当优步真的解决了大量的交通问题以后，你发现上街抗议的是出租公司，伦敦的出租车司机就罢工、游行。最后的结果是，游行结束之后注册量上升了9倍，所以你是没法阻挡这个潮流的。因此，用新方法解决老问题将会是一个趋势。
现在想想，我觉得我们做读书会其实就有点像一个公民分享的行为，我们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读书，希望更多的人读更好的书。不要被书店里那些摆在最前面的、很多是心灵鸡汤的书，那些不负责任、没有有效论证就轻易得出结论的书所诱惑。我们要读一些好的书，读有论证、有方法，能够改善我们工作和生活的这些书籍。如果我们全中国的人都能够响应这些号召，每人每年读到50本书，我觉得中国的国民素质就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竞争力也会大幅提升，因为这些书籍会让我们工作起来有效率、有方法，整个中国的国力都会增强。这就是我们所设想的做公民分享的方式。
为什么开发这件事非常有意义呢？就是当群体足够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不可预知的东西会变得可预知。比如说你很难搞清楚今天有多少人会走进你这家店里边来买一块披萨，但是如果你门前的人流量足够大的话，你就能够准确地预测出你每天大概能卖多少披萨。这就是开店的一个简单的原理。所以当互联网上的所有人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参与和分享的时候，过去对一个单个的个体难以预知的事情，现在就变得很容易预知。
所以我们得有一个人去创造这么一个机遇，当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给大家去互助的、使用认知盈余做事的机遇的时候，你会发现奇迹就能够发生。所以在拉合尔这个地方，收集垃圾的行为开始蔓延以后，巴基斯坦很多地方的人开始走上街头，然后像快闪一样，就是约好了，我们一块儿去捡垃圾回来，然后这个地方的卫生意识以及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就逐渐发生了转变，这就是创造机遇的过程。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人们除了喜欢消费之外，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喜欢创造和分享。而过去我们看电视、听广播、看报纸的最大问题是根本没法互动。我前两天去参加了一个广播节目，我一进去，很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问他们，有没有互动?广播怎么互动？他们说还是靠微信，所以广播是靠着微信来互动，在微信上提了问题，然后在广播里边说，所以我是没法跟广播前面的人去直接沟通的，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所以这就是传统媒体现在被新媒体打得节节败退的一个原因，因为没有存在感。
所以你发现，如果你真的在Patients like me这样的地方呆的时间长了，你可以给医生做助手，你可以给他出主意。因为医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学习，如果一个医生没有大量的时间去学习最前沿的知识的话，他不会是一个好的大夫。而如果你得了一个的病，你特别希望自己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你学习的动力可能会远远超过大夫。有了这样的网站以后，你会发现全球关于这个病的病例，你甚至都能够遇到，你知道美国人怎么治，知道德国人怎么治，知道日本人怎么治，这个功夫下的是值得的，它能救命。所以这就叫作慷慨的文化。
你们觉得哪一种更好呢？根据中国人的想法，经常会觉得中庸之道比较好，是吗？但是克莱·舍基在这本书里边说，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接受混乱。就是让这个新工具发挥它的作用，然后当它的作用发挥到一定的时间，慢慢地优胜劣汰就会出现。我们在用互联网的时候，网上经常会出现很多的假话，有很多黄色的东西，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慢慢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其实没有特别大的生命力。
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们对于自治和胜任感的追求要远远大过金钱的激励。比如说你们去野餐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吃野餐的那个东西比吃大饭店送来的东西会觉得更带劲？野餐吃的那个东西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吃，肯定没有大饭店做的那个东西好吃，但是为什么人们会喜欢野餐呢？就是你有胜任感和自治的感觉在里边。而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内在动力调动到最高的机会，就是让我们能够去做到自治，能够去做到胜任感的出现。所以分享的动机才是真正的驱动力，而技术仅仅是给我们提供了方法。
那么在今天，当我们使用认知盈余的时候，一定要去打造慷慨的文化。有时候你在网上帮别人回答了问题，你做到了版主，你做到了什么，没有人给你奖金，你也可以觉得很开心，这种文化是怎么营造出来的？很重要。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与人之间如何协调的一套共享的假设，这个东西是大家都认同的，把这个东西打造出来了，慢慢地这个应用才能够延续下去。
所以当古登堡开始印了大量的救赎券到处发的时候，人们都认为这个工具所带来的变化就只是让宗教统治更加厉害，但是慢慢地发生了改变。为什么呢？当人们可以开始印刷书籍的时候，人们开始印英文版本的《圣经》，开始有拉丁文版本的《圣经》，还可以有德文版本的《圣经》，可以有意大利语的《圣经》等等，各种版本的《圣经》都出来了。这时候老百姓不需要通过教会的解读来理解《圣经》，老百姓自己就能够看到《圣经》的内容。结果看完了以后，很多老百姓开始质疑，为什么要让我们给教会交这么多的钱呢？然后才产生了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做了宗教改革。
而且人多了以后，可以使不可能变成可能。911事件发生了以后，几乎所有的媒体采用的都是当时在附近的人所拍摄的画面。这个是新闻划时代的一个标志，从此以后，几乎所有的新闻都被我们看见。你能够想象吗？在过去，我们是看不到新闻现场的，我们只能够看到新闻的废墟，我们只能够看到有一组记者赶过去了，还在路上，到那儿已经开始收尸了，这才算是新闻，我们根本看不到新闻的现场。但是随着人变得越来越多，几乎没有什么新闻可以发生在不被别人看到的地方，甚至连一个官员在饭桌上乱说话这件事，都能被人拍下来，然后放在网上。所以过去很多不可能的事逐渐地就变成可能了。
因为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周边，所以一旦你让更多的人开始知道这个东西是可以上传的，只要你拍照上传，你就有机会帮到这个孩子，人们就都愿意出一把劲。而且不需要花费太大的成本，反正在你盈余的时间，你也要发微博，只是拍一张这孩子的照片发上去就好了。这就是公民性的应用。因此这是我们整个这本书的背景，我们知道它是要干什么的。
在这本书里面有一句名言，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有很多部门是被设置出来，用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的，但是时间长了之后，这些部门就成为了维护这个社会问题存在的力量。什么意思呢？你搞一个出租车公司，其实是为了解决交通问题。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出租车公司成了让交通问题存在的最重要的力量，它不允许你真的把它解决掉了，要不然它就没有办法生存了。因此当优步真的解决了大量的交通问题以后，你发现上街抗议的是出租公司，伦敦的出租车司机就罢工、游行。最后的结果是，游行结束之后注册量上升了9倍，所以你是没法阻挡这个潮流的。因此，用新方法解决老问题将会是一个趋势。
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们对于自治和胜任感的追求要远远大过金钱的激励。比如说你们去野餐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吃野餐的那个东西比吃大饭店送来的东西会觉得更带劲？野餐吃的那个东西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吃，肯定没有大饭店做的那个东西好吃，但是为什么人们会喜欢野餐呢？就是你有胜任感和自治的感觉在里边。而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内在动力调动到最高的机会，就是让我们能够去做到自治，能够去做到胜任感的出现。所以分享的动机才是真正的驱动力，而技术仅仅是给我们提供了方法。
这个行动出来了以后，就引发了大量的人对这件事的关注。后来警方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就把原教旨主义的这些人关起来，说你不要去给别人捣乱。这就是她们在用互联网的方法去实现公民分享，让这个社会发生一些改变。
所以有没有人会从微信里边再分一杯羹出来，让他们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呢？比如说大家一块儿读书？所以这就是我们读书会当年设计东西的时候的一个理论支撑。这就是把大家的盈余时间利用起来，我们不但可以给别人传递书籍，还可以去做推广，还可以让更多的人开始读书，这就是建立在这本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而在这里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经济学原理，叫作古登堡经济原理的失效。什么叫古登堡经济原理呢？古登堡是发明了印刷机的人。在他发明了印刷机之后，人们发现做任何一个媒体，一定要有巨额的投入，没有巨额的投入，就没法做媒体。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报纸，那印刷机是必需的，印刷量是必需的，进纸张是必需的。然后你要做一个广播电台，虽然录音很便宜，但设备很贵。你要做个电视台，更是贵得离谱。所以古登堡经济原理导致了媒体永远都有着一个高高的门槛，老百姓是没法做媒体的，老百姓只能够听。
那这需要很多人去做事，需要刻意地去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在网上号召大家找孩子这样的事，比如说我们利用认知盈余去介绍对象这样的事，有很多热心人都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现在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最好，你到全世界去看，你会发现中国的互联网并不落后，中国的互联网应用是最超前的。在日本也好，欧洲也好，很少有地方像中国人这么习惯于叫餐，这么习惯于随手叫车，去哪儿都是有一个APP就够了。
有一个患者发现自己的病总是治不好，然后就问大家，问了半天，结果有一个人告诉他，你的用量太小了。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是另外一个患者，那个人说自己的用量竟然是他的三倍。他跑去对他的主治大夫说，我在网上看人家的用量是我的三倍，你为什么只给我这么点用量？这主治大夫说，我学的就是只能给这么多，这玩意给多了不行。然后他又跑去问对方，你那个大夫为什么给你那么多呢？然后那个人说，因为这个药早就已经进化了，现在就是要给这么高的量，我们那个大夫已经研究过了，所以吃了就好了。他又转回来教育他的这个大夫。
为什么开发这件事非常有意义呢？就是当群体足够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不可预知的东西会变得可预知。比如说你很难搞清楚今天有多少人会走进你这家店里边来买一块披萨，但是如果你门前的人流量足够大的话，你就能够准确地预测出你每天大概能卖多少披萨。这就是开店的一个简单的原理。所以当互联网上的所有人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参与和分享的时候，过去对一个单个的个体难以预知的事情，现在就变得很容易预知。
另外一种使用叫作公民性的。公民性为什么跟公用性不一样呢？公用性并不去强调这个东西对于社会的改变和责任，而公民性强调这个。这里边有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肯尼亚竞选的时候产生了很多暴力的事件。老百姓是特别反对暴力事件的，但是没办法，因为各种宗派都特别厉害，他们就有很多暴力行为发生。结果就有人在网上说，咱们搞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叫作Ushahidi。
所以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要知道的工具赋予所有的东西的一个可能性，没有这个东西做基础，认知盈余是不可能被开发的。所以有一个口号叫作“用新方法解决老问题”，比如说爱彼迎和优步这两个当红小生，这是最红的两家公司，他们就是用崭新的方法解决了过去很多年没法解决的问题。优步解决了打车、打车贵的问题，然后爱彼迎解决了住宿贵的问题，所以整个的沙发客旅行、人们去环游世界的成本都得到了大幅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