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1月底，隆冬来临，周口店的发掘已近尾声，挖掘深度已达到基准点以下22.6米，洞穴仍在延伸，但是越来越狭窄，只能依靠汽灯甚至蜡烛照明。不过，惊喜却接踵而至，他们陆续发现了完整的犀牛头骨、完整的鹿的前肢和水牛足以及一些鬣狗的脊椎骨。不过，决定性的瞬间发生在1929年12月2日下午4点，在松砂和坚硬的填质中，裴文中看到一个圆形的东西，他相信，那是人的头骨。”这就是“北京人”头骨的发现过程。那天他给北京拍电报，说：“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他把这个头骨用棉被整个包起来，先烘干，再填充，然后小心翼翼地带回了北京。这就是“北京人”头骨的出土过程。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史语所成立后，在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安阳殷墟的考古发现。这要从1928年8月13日，董作宾来到安阳小屯村开始说起。安阳当地的人喜欢收集“龙骨”（甲骨），把它们当作中药的一味材料。当董作宾来到这儿以后，发现“龙骨”上全部都刻了字，有大量的甲骨文。董作宾喜欢用河南话喊“老天爷”，说这个要赶紧开发，他就赶紧找傅斯年申请要钱。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闯将，后来到欧洲留学。他在1928年成立了史语所，讨来了一千银圆，用这一千银圆资助董作宾开始发掘。
接下来，抗战爆发。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战全面爆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先是到了长沙，然后从长沙去了昆明。陈寅恪右眼失明，在离开北京的时候，让他的女儿一遍一遍地背诵长沙所投靠的亲戚的地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身上不敢带纸片，一旦被日军搜查出纸片，这就是很严重的事，很危险，所以必须要靠脑子把地址记住。所以他一遍一遍地让女儿背诵，万一路上走失，要确保女儿能够找到长沙的这个亲人，然后开始上路。
同时，跟着翁文灏一块儿在甘肃考察的另外一个学生谢家荣，走到了玉门，他认为玉门这个地方一定能够产出石油。能够为中国找到石油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1934年，延长油田出油；1939年，玉门油田出油。地质学家当时所肩负的责任实在是太大了。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太多的钱，怎么办呢？一方面就是和实业家结合。实业家后来发现，这些研究地质的人真的能够给他们带来财富，所以实业家愿意给他们一些捐助。另外就是向政府不断地申请拨款。翁文灏节省开支到什么程度呢？他到南京政府去申请拨款的时候，为了能省一点点差旅费，这么一个大学者竟然在南京的鼓楼上露宿。同时，他还在北京的各个大学兼职教课。后来，他们又成立了中国地质学会。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了。1918年，著名的考古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这个地方发现了古生物化石，还有石斧和石刀。这时候中国的年轻学者袁复礼加入进来——袁复礼刚从布朗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从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安特生、师丹斯基和袁复礼等人一起，在仰韶村的十七个发掘点挖掘出大批彩陶、石器以及一些骨器和蚌器，装满了十一个木箱。……两年后，在《中国远古之文化》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仰韶文化’的概念，确认它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因为许多西方学者一直认为，中国不存在石器时代的遗迹。”但是这又造成了另外一种偏见，就是安特生他们认为：“彩陶很可能是从中亚经由中国西北传入中原的。”所以后来中国的很多考古学者，就在针对这个问题，不断地回击“中国文化西来说”。
在周口店，发掘队只发现了几颗牙齿和三块很小的头骨碎片。这时候，日军又步步逼近。1936年的时候，洛克菲勒基金会只提供了六个月的经费，而且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提供经费了。杨钟健后来就替贾兰坡打算，说要在周口店设立一个陈列馆，到时候请贾兰坡做这个陈列馆的馆长，至少能够让他养家糊口。
“10月22日上午10点，贾兰坡与一场小小的惊喜相遇，在第8层和第9层之间，两块石头中间突然露出了一块下颌骨化石。”这个地方距离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骨的地点，只有十米左右。“11月14日夜里，又下了一场小雪，次日上午9点，发掘队才开始工作。半个小时以后，一名技工挖出一块核桃大小的碎骨片，随手放进一个小荆条框里。”就是把一个小骨片放到筐子里。然后贾兰坡问是什么东西，技工说“韭菜”，他们把这种碎骨片称作“韭菜”，但是贾兰坡一看这个“韭菜”，就断定这是人的头骨。就是因为他长期对于骨头的这种摸索、熟悉、训练，所以他一看到那个小碎片就认为这是人的头骨，而且这个头骨是被暴力行为砸碎的。于是这些年轻人就赶紧再挖，到当天下午4点15分，又一个头盖骨出现了。
“短短十一天里，贾兰坡率领发掘队发现了三个‘北京人’头骨化石，时隔六年，周口店再度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洛克菲勒基金会听说这件事以后，决定把资助延长三年。这就是周口店考古的过程。那时候贾兰坡每天在口袋里装两根腕骨，他随手一摸，就能摸出这是左手还是右手，就知道摸的是腕骨的哪块骨头。这就叫“不疯魔不成活”，确实就是这个样子。
1937年7月9日（大家看这个日子就知道，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两天），周口店的发掘终止，这些学者开始四散。“谢家荣和杨钟健都拒绝了日伪邀请，不得不逃离北平。……作为清华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四十四岁的袁复礼与闻一多等十一名教授一起，带领二百六十七名学生，徒步三千多里，从长沙一路走到昆明。”这就是西南联大传奇的开端。留守周口店的赵万华、郑统宇等三名技工被日军杀害。贾兰坡到协和医学院进修解剖学，就是我前面说的，他衣兜里总是揣着两根人类腕骨来不断地判断、不断地练习。“裴文中在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成为法国地质学会的会员。”裴文中回到国内以后，到燕京大学教史前考古学，一开始有很多人听说这是著名的学者，都来旁听，但后来听着觉得太枯燥了，就走掉了。最后教室里只剩下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还是贾兰坡。所以这是一门相当枯燥的学问。“翁文灏出任了经济部长，兼任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
有很多学生回忆说，他们问王国维问题的时候，王国维懂的就立刻回答，不懂的地方王国维就说“这个我不懂”，就是一个教授经常会说“这个我不懂”。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后来回忆他当年的老师，说他写了一篇论文交上去以后，被梁启超先生大力地表扬，说这篇文章写得真好；但是到了赵元任先生那儿，赵元任先生逐条地批复“这一条不严谨”“那一条有问题”，最后给他留了一句终身的座右铭——“言有易，言无难”，这句话被王力先生当作一生的座右铭去信奉。“言有易”，就是说做学术，你要想说一个东西存在，相对比较容易，你去田野考察，找到了就行；但是如果你凭空地说一个事不存在，这是需要长时间论证的。这是王力那时候所受到的训练。
那个时候，傅斯年带着这样一群史语所的学者，拖家带口地逃避战乱，他就想什么地方才能够给他们放下一个安静的书桌呢？他想到一定要找一个地图上没有的地方。就是地图上能够看到昆明这个地方，所以会遭到轰炸。如果有一个在地图上没有名字的地方愿意收留我们，这个地方就安全很多。后来他找到了四川的李庄。今天大家可以去李庄旅游，我去过，李庄确实是……它叫中国李庄。那个时候李庄没有名气，但是在当年没过多久，如果你在一封信上写“中国李庄某某某收”，就能够寄得到。就是因为这些学者全都迁到了李庄，包括史语所，以及我们后边要讲到的中国营造学社，还有同济大学，都迁到了李庄这个地方。
读这本书是为了向前辈学人致敬，让我们知道哪怕在乱世之中，学术研究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需要学会尊重常识，尊重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最后我们用丁文江先生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他说：“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工作，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这本书从丁文江开始，到丁文江结束，让我们知道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期待着我们的学术界会出现更多的大师。
“丁文江兴奋地宣布：‘我已经有了一班人能登山涉水，不怕吃苦。’……安特生也间接澄清了李希霍芬四十年前的刻板印象：‘一般的中国上流社会人士都不喜欢劳动，著者以曾和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士一同旅行的资格，敢在这证明，地质研究所的毕业生出门已完全不用轿子，而且十分明了野外地质学家的唯一行动工具只是两条结实的腿。’”就是首先从能够迈开步、探索矿业开始。
接下来要讲到清华国学院。今天你走在清华大学校内，能看到有一组四个人的雕像，这就是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分别是谁呢？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关于陈寅恪（què）先生名字的发音，一直都有争执，有人说应该念陈寅恪（kè）。除了这四大导师之外，还有一位讲师就是李济。李济之所以做讲师，不是因为他地位不够高，而是因为李济需要做考古，他要花大量的时间在外面跑，没法儿在学校里待着，因此国学院就给了他一个特别讲师的身份。这五位教授的薪资一样，都是四百大洋。
罗素访华的时候，赵元任给罗素当翻译。那个时候中国的普通话还没有普及，所以如果用普通话给各地的民众演讲，民众很有可能是听不懂的。所以赵元任能够做到到一个地方，只要几天时间就能够学会当地的方言，并且能够面向大众做这样的翻译。你知道赵元任到晚年对于语言学（尤其音调）的掌握到了什么程度吗？他给美国人表演“倒念英文”，比如How old are you（你多大了），你把这句话的发音倒着念一遍，你会发现这很难。他是把一整段的英语倒着念一遍，念完以后用录音机录下来，正过来播放，没有差错，他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所以，赵元任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教授。
接下来，抗战爆发。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战全面爆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先是到了长沙，然后从长沙去了昆明。陈寅恪右眼失明，在离开北京的时候，让他的女儿一遍一遍地背诵长沙所投靠的亲戚的地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身上不敢带纸片，一旦被日军搜查出纸片，这就是很严重的事，很危险，所以必须要靠脑子把地址记住。所以他一遍一遍地让女儿背诵，万一路上走失，要确保女儿能够找到长沙的这个亲人，然后开始上路。
“1937年6月，他们再度启程，第四次前往山西，寻找梦寐中的唐朝。”这一次他们来对了地方。他们到了五台山，没有进台怀镇，而是到了佛光寺。他们在佛光寺不断地寻找，后来林徽因在房梁上看到了一行字：“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然后她突然想起在殿外的石经幢上看到了一些关于官职的记录，于是决定重新读一读经幢上的文字。在经幢上，她发现一行相仿的字——“女弟佛殿主宁公遇”。经幢是唐朝大中十一年立的，那一年是公元857年。就是大家都看到这个佛光寺的殿里有一个跟其他佛像格格不入的女子像，世俗装扮，别人告诉她那是武则天。实际上那个世俗像的女子是当时的供养人宁公遇。这件事情破解了这个大殿的历史，这个大殿是唐朝的建筑。他们终于为中国找到了一座千年的唐朝建筑，它“斗拱雄大，出檐深远”。这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当时所做的学术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袁复礼带队在新疆发现了大批的恐龙化石，这在那时候是一个非常轰动的消息。法国有一个报社，因为编辑无知，标题竟然写的是“中国发现了七只活的恐龙”，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实际上不是活的恐龙，而是发掘了大批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恐龙化石。这件事情吸引杨钟健去了西北，留给裴文中的是一个鸡肋一样的考古对象，就是北京的周口店。
同时，跟着翁文灏一块儿在甘肃考察的另外一个学生谢家荣，走到了玉门，他认为玉门这个地方一定能够产出石油。能够为中国找到石油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1934年，延长油田出油；1939年，玉门油田出油。地质学家当时所肩负的责任实在是太大了。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太多的钱，怎么办呢？一方面就是和实业家结合。实业家后来发现，这些研究地质的人真的能够给他们带来财富，所以实业家愿意给他们一些捐助。另外就是向政府不断地申请拨款。翁文灏节省开支到什么程度呢？他到南京政府去申请拨款的时候，为了能省一点点差旅费，这么一个大学者竟然在南京的鼓楼上露宿。同时，他还在北京的各个大学兼职教课。后来，他们又成立了中国地质学会。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了。1918年，著名的考古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这个地方发现了古生物化石，还有石斧和石刀。这时候中国的年轻学者袁复礼加入进来——袁复礼刚从布朗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从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安特生、师丹斯基和袁复礼等人一起，在仰韶村的十七个发掘点挖掘出大批彩陶、石器以及一些骨器和蚌器，装满了十一个木箱。……两年后，在《中国远古之文化》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仰韶文化’的概念，确认它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因为许多西方学者一直认为，中国不存在石器时代的遗迹。”但是这又造成了另外一种偏见，就是安特生他们认为：“彩陶很可能是从中亚经由中国西北传入中原的。”所以后来中国的很多考古学者，就在针对这个问题，不断地回击“中国文化西来说”。
在周口店，发掘队只发现了几颗牙齿和三块很小的头骨碎片。这时候，日军又步步逼近。1936年的时候，洛克菲勒基金会只提供了六个月的经费，而且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提供经费了。杨钟健后来就替贾兰坡打算，说要在周口店设立一个陈列馆，到时候请贾兰坡做这个陈列馆的馆长，至少能够让他养家糊口。
梁启超后来给自己锁定了三所学校：上海的中国公学、天津的南开大学、南京的东南大学。他说自己这叫“狡兔三窟”，有这三个学校可以讲学。结果在1925年2月22日，春暖乍寒之时，吴宓揣着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聘书，在饮冰室门外候着。大家知道，梁启超先生的书叫《饮冰室文集》，他的书斋叫作饮冰室。梁启超其实从1922年开始就在清华兼课，包括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来自他的一次演讲。所以后来梁启超很高兴，说“三窟之外再得一窟”，他把清华视作是自己的“第四窟”。这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