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不顾纷飞的战火和艰苦的环境,常书鸿决心从重庆去到敦煌,梁思成对他说:“你这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很钦佩,如果我身体好,我也会去!”徐悲鸿说:“要学习玄奘苦行僧的精神,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把敦煌民族艺术宝库的保护、整理、研究工作做到底。”这一去就是四十年,他最后称自己为“敦煌痴人”,在莫高窟立下的常书鸿墓碑上,赵朴初先生为他题下五个字——敦煌守护神。
常沙娜:我希望年轻人实实在在地做事。以做设计为例,现在的技艺发展了,用电脑、手机都能做很多东西,这些要用,但是如果你不动脑子,不经过学习、研究,光是用电脑随便这么一拼,是不行的。你要有感受,然后要学习、研究,你需要什么就好好研究什么。比如我把壁画每个时期有特点的元素摘出来,像花朵、脸、头饰、首饰等等,专门摘出来研究,这是专业性的东西。要没有专业需求,只是看看热闹的话,看一些窟就可以了,不需要都进去,进去会影响石窟的壁画。
当时,还在河西中学读书的常沙娜,学校放假必回千佛洞,蹬着“蜈蚣梯”,跟着大人爬进蜂房般的洞窟临摹壁画。为了保护壁画,常书鸿作出了明确规定并一再强调:临摹一律采用对临的方法,不许上墙透稿。常书鸿有空就来指导女儿:用中心线找构图关系、人物比例,还要抓住人物特征……虽然对临难度大,但迫使常沙娜把眼睛练得很准,提高了造型能力。她学习素描基本功就是从对临壁画开始,绘画基础就是这样打下的。
常沙娜:后来去美国是因为山丹培黎学校的一个老师邀请。山丹培黎学校是一个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创办的,他发现很多孤儿没有人管,就盖了房子,让很多生活苦的孩子来上学。这所学校邀请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士(叶丽华)来上课,后来她看见了我老父亲,看见了我画的画,我们就认识了。她在学校上了三年课,然后找到我父亲说她这三年课上完了,她要去美国波士顿(她的女儿在波士顿),可以把沙娜也带过去,看看世界。就这样,我去了美国。
常沙娜:我也好久没去看看敦煌了。我年纪大了,都九十三了,很久没有回去过了。但是我也听很多我的学生、老校友去了,回来以后说:“敦煌现在发展得很好,城市也很大,而且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多变化。”离开敦煌市二十五公里,就到了莫高窟。以前不叫莫高窟,叫千佛洞。莫高窟那里太重要了,它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现在很多年轻人不了解,就知道用手机拍来拍去。当然,拍摄记录也很需要,但是很多东西你不经过思考,不去考虑设计的功能、材料,光有颜色、造型,是没法运用的,思考很重要。所以,年轻人要好好地学习,好好地研究,把设计思路和所需功能结合起来思考。
樊登:我们最后有一个观众的问题。有一个人问,他打算带孩子去莫高窟看一看,您觉得他应该做些什么准备?
常沙娜:后来去美国是因为山丹培黎学校的一个老师邀请。山丹培黎学校是一个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创办的,他发现很多孤儿没有人管,就盖了房子,让很多生活苦的孩子来上学。这所学校邀请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士(叶丽华)来上课,后来她看见了我老父亲,看见了我画的画,我们就认识了。她在学校上了三年课,然后找到我父亲说她这三年课上完了,她要去美国波士顿(她的女儿在波士顿),可以把沙娜也带过去,看看世界。就这样,我去了美国。
常沙娜:对,这是我自己坐在船上。之前打工挣钱的时候,我还帮人看孩子,小孩有“黑孩子”“白孩子”,有个小孩就说:“沙娜(他们都习惯了叫沙娜,不叫阿姨、奶奶),你看他怎么那么黑?”我说:“没关系,明天我告诉你为什么。”然后我就带着他们去写生,到野外去画画,我说:“你看这个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黑蝴蝶,人也是各种颜色的。”那小孩说:“哦,知道了,原来是这样。”后来那个黑人的爸爸知道了,就特别高兴,还给我拍照,他也说:“人跟蝴蝶一样的,各种颜色都有。”
樊登:我听说当时有一个县长要去窟里搬一尊菩萨,后来常书鸿先生千求万求,不让他搬那个菩萨,送了一幅您的画给那个县长,把他打发了。
常沙娜:有这个故事。那个县长要送一个塑像给他妈妈拜佛用,后来他们就说:“让沙娜给你再画一个,原来这个搬走了不合适。”后来我画了一幅,画得也不错,就给他了。
樊登:我们最后有一个观众的问题。有一个人问,他打算带孩子去莫高窟看一看,您觉得他应该做些什么准备?
樊登:我觉得读一下《花开与敦煌》这本书,就能够对敦煌有更深入的了解。还有个问题,有一个年轻人是负责做文创产品的,您知道文化创意产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