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很多人说“我近期的目标就是买房”“我近期的目标就是摇号”，这是一个短期的物质目标，它可能给你带来了一时的动力，你不需要太长时间，可能努力一两年后你自己都会奇怪：“买房真的那么重要吗？”或者等你实现了目标以后，你会发现房子没有给你带来预期的幸福感。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更深层次的、更宏大的目标，才能够从本质上解决漂泊感的问题。
你注意，往前游其实就是平衡。当你找到了一个可以不断向前努力的方向的时候，你的人生其实反而更容易平衡。我们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总觉得自己的平衡来自努力地踩水。你想要保持一切不变，希望生活一直停留于现在的情况，不要发生任何意外。这时候你会发现你很累，而且哪儿都去不了。所以，皮亚杰总结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平衡，就是动态地朝着一个方向去努力。
作者说，每一个孩子在人生发展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了不起的目标，有可能会出现钩形的现象，也就是“J形现象”。“J形现象”是什么？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先走下坡路的情况：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找到人生方向再去努力时，反而会先往下走。但如果这个方向和目标给的力量足够强的话，你会发现“J”跟“U”是不一样的，它会到很高的高峰。所以，方向和目标是最重要的。
这种状态不好吗？这不挺好的吗？每天傻吃傻喝，好像挺开心的，但疏离的人往往会痛苦。你会发现，以手机为目标的人，无论他得到了还是没得到，他都不高兴。得不到手机，当然很痛苦了；得到了手机，没多久又出新款了，所以他永远都觉得没意思、无助、无聊。这是疏离者，占到年轻人的25%。
接下来的一章非常重要，叫作“超越急功近利的文化”。目前社会上急功近利的文化实在是太强大、太可怕了。每个人都在问：年薪百万在北京是什么水平？多少钱能够实现财务自由？我们天天想的都是这些急功近利的话题。现在人们对价值观做了一个排序，你会发现，在年轻人价值观中排首位的竟然是实现财务自由。当然，这没有什么问题，人人都有权利追求财务自由，但如果整个社会都把实现财务自由排在价值观的第一位，这就是一个问题。
以上这些步骤，就是在家庭里培养有目标感的孩子的具体做法。大家可以回去尝试一下，它不需要按照“一、二、三、四”的顺序来进行，你可以每件事都做，逐渐地，你会发现这就是生活。所谓的培养有目标感的孩子，就是你们家在过着积极、健康的生活，孩子觉得有意义、很幸福、有话题可讨论，还能学到很多东西。
还有一类人，作者没有把他们归到这100%（上述的四类人）里面，因为这种人很少，叫作“被目标困扰的人”。什么叫被目标困扰的人？这类人找了一个反社会的目标，比如说实施恐怖行动的年轻人、校园枪击案的主角。我们去调查这些孩子的背景，会发现他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要报复别人、报复社会。
那是不是这个社会越来越糟糕了？其实也不是。从对比的角度看，我们现在的社会更安全，生活条件更好，物质更丰富，甚至年轻人的修养也变得更好，更有礼貌，这都是进步的表现。但问题在于，大家都不愿意更早地承担角色责任，这就是这本书所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价值观仅仅停留在“实现财务自由”“让孩子出人头地变得更成功”等这些功利层面上的时候，你越是讲这种实用性媚俗的话，越是讲那些显得特别接地气的话，因为这些都是老百姓能够理解的话，所以传播范围更广，更多人愿意买单。但教育的核心目的是改变，而不是迎合。所以我不能讲那些让大家觉得很接地气的话，我就是要讲我从书里读到的、我认为正确的东西。当然这也会有局限性，但是作为一个老师，我们应该讲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给大家。
那么具体到行为层面，我们该怎么做呢？第一步叫作“认真倾听，寻找火花”。我们在生活中发现，父母跟孩子一谈话，没谈几句就变成父母的演讲了。父母就会说：“你看，你找到这个很好，我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如果你下次还能够再怎么样就更好……”甚至更糟糕的父母会说：“你少关心点这个事，你多去做做数学题。”
孩子跟我们说一个社会现象，说他关心的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多提问、多倾听、多了解他是怎么想的，然后问问他是否需要帮助，还想要了解些什么，我们可以给他创造怎样的条件。不要做过多的评判，也不要做过多的规定和引导，更不要说“你别管那些，去学习”。
接下来，叫作“培养积极的人生观”。什么叫积极的人生观？有一本书叫作《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书里准确定义了什么叫积极，什么叫消极。假如你们家里的口头禅是“真倒霉，我真倒霉”，你总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倒霉，这是一个消极的人生观。如果我们在家里能尝试把“我真倒霉”变成“哎呀真幸运”，就变成了积极的人生观。如果你出门时有一个花盆砸下来，砸在自己肩膀上，你可以说：“我真幸运，没有砸中头。”那要真砸中头了怎么办？那就别说话了，都已经砸中头了。只要你还能说话，那就是还不错，很幸运没砸中。
首先，我们可以为其他孩子进行生活的辅导。我现在特别喜欢辅导遇到的孩子，过年回家，家里亲戚带来了一两岁的小孩，他们觉得搞不定，都愿意把孩子交给我，我很快能搞定他们，孩子们跟我在一起非常开心、快乐。小孩一岁多，也不认识我，但是他很听我的话，很愿意配合，玩得很开心。因为我不会像他爸爸妈妈一样焦虑地追在孩子后边呵斥他，不停地把他手里东西拿下来，说不要干这个、不要干那个。我们能够对周围的孩子进行生活上的辅导。
另外，我们还要经常跟孩子讲“你能做到”。虽然“你能做到”这句话被人定义为心灵鸡汤，但换个角度想，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你听到成年人跟你讲“我相信你，你能做到”，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这句话跟我们长大后听到的口号是不同的，孩子可能真的会被激励到。而且在说这句话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给孩子一些挑战，让孩子做一些有点难度的事情，才能够让他不断地获得成就感。
总体来讲，这本书不仅仅是解决孩子的问题，更是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一方面可以想想能够给我们的孩子做些什么，另一方面更关乎我们自己，我们能不能从今天开始去思考自己人生的目标。无论你多少岁，今天都是你人生中最年轻的一天，当下你就是个年轻人。我们说给所有年轻人的话，就是说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此刻都有机会。
最后，我们用作者的话来做结尾，他说：“最终，所有的年轻人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没有人可以在此替代他们。但我们极有可能做的，是让他们做出能给他们的一生带来幸福感的好选择。我们能够带给他们点燃他们想象力的可能，鼓励他们通往最高理想的引导，帮助他们实现远大志向的支持，以及创造激发他们而非让他们意志消沉的文化氛围。在这样的关怀下，没有年轻人不会感到振奋，通往目标之路是为每个人敞开的，通过帮助所有的年轻人找到目标，我们整个社会也将拥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比如作者曾经去过一个小镇，发现小镇上有一家餐厅，餐厅的饭食其实一般，普普通通，不是特别好吃。但这家餐厅有一个特点，他们用的服务员全是镇上的年轻人。镇上有些年轻人很不服管教，但只要把他们送到这家餐厅，让领班带一段时间，他们就会逐渐变成好孩子，他们开始关怀他人，成为良好公民。大家不明白，就去找领班问这是怎么做到的，领班说他就告诉那些孩子：“我们的使命是让顾客饿着肚子进来，然后开开心心地离开。”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服务不仅仅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赚小费，不是为了勤工俭学，而是要带给这些客户快乐，为这些客户解决问题。
还有一类人，作者没有把他们归到这100%（上述的四类人）里面，因为这种人很少，叫作“被目标困扰的人”。什么叫被目标困扰的人？这类人找了一个反社会的目标，比如说实施恐怖行动的年轻人、校园枪击案的主角。我们去调查这些孩子的背景，会发现他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要报复别人、报复社会。
有的孩子喜欢收集虫子。我有个朋友的孩子，是个小女孩，她出去逛花园，发现花园里有一个蚂蚁窝，就跟她妈妈说：“我想把蚂蚁窝放家里养。”你们谁敢在家里养蚂蚁？但她妈妈说行，然后跟女儿说：“但是别让它到处爬，你有什么办法吗？”女儿说：“咱们弄个玻璃箱子。”然后她们去做了大玻璃箱子，把蚂蚁窝放进去，蚂蚁迅速繁殖，很快就变两窝了，他们家就放了一串玻璃箱子，每个箱子里都爬满了蚂蚁，女孩天天看蚂蚁们如何分群。
我很喜欢跟我的孩子谈意义。比如说，有一个朋友留言，说樊登读书给他带来了什么变化，对他的生活产生怎样的改变，我会把这些留言跟家里人分享，让孩子们看到工作的目标是意义，而不是那点钱。
比如，很多人说“我近期的目标就是买房”“我近期的目标就是摇号”，这是一个短期的物质目标，它可能给你带来了一时的动力，你不需要太长时间，可能努力一两年后你自己都会奇怪：“买房真的那么重要吗？”或者等你实现了目标以后，你会发现房子没有给你带来预期的幸福感。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更深层次的、更宏大的目标，才能够从本质上解决漂泊感的问题。
方向和意义比任何特定行为指标都重要，这句话是这本书里边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但是我们的大脑特别喜欢盯着那些特定行为指标，比如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必须认识1000个字。你觉得这个指标重要吗？对做教育的人来说，这很重要，但作者认为这一点都不重要。比如海伦·凯勒，她是一个残疾人，看不见，听不到，还不能说话，但她最后成为了不起的作家。如果把她和别的孩子对标，在每一个时期里，她的身体发育水平、语言能力、文字能力，肯定都不合格，但是她有一个了不起的、伟大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