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又跟马林吵架。跟马林吵架之后凑巧被抓起来了。现在上海档案馆把陈独秀当年在租界时捧着犯人号的照片给找出来了，他当时使用了化名，一对脸才知道是陈独秀，那张照片才发现了没多久。马林花了5000大洋才把他给保出来，这样一来陈独秀感激马林，对马林好了。
到了上海，最关键的事，首先蔡元培、吴稚晖来劝蒋介石（清党），然后虞洽卿总商会来劝蒋介石，然后黄金荣、杜月笙来劝蒋介石，然后租界的洋人来劝蒋介石。所以蒋介石清党绝不是个人情绪，而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阶级上、本质上、价值观上，完全不一样。
刘统：三湾改编使毛泽东确立了一条终生的用人原则，就是首先要厚重，忠诚老实、立场坚定、关键时刻不叛变不动摇。没有这一条，再有才的人他也不用。
第二个是陈毅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一整天的话，就是讲无产阶级军队和资产阶级军队的差别，讲红四军七大到九大。但是这个讲话没公开。
刘统：对。这个人很有心机，他不但培养军人，还培养军官，而且他把这些军官的心拢得紧紧的。物质利益也好，精神鼓励也好，袁世凯的个人魅力也好，他能让这些北洋军官铁了心跟他。他打了这些基础，到这个时候才能管用。所以我们说政治看起来有很多偶然事件，其实最后成功不成功，你还要看他背后的基础条件，以及准备到什么程度。
刘统：凡事皆有缘由，不会凭空产生。我在这本书里尽量做到一环扣一环，就是告诉你，什么事都不是白来的，不是你拍拍脑袋就有的，它都需要一定的条件、一定的因素。
当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你首先需要是一个组织者，要团结大多数群众，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都没团结得了，一建党就把李达、李汉俊、陈望道全给骂跑了。
刘统：对。应该说看起来是偶然因素、表面因素，实际上还是实力在说话。袁世凯这么多年培养北洋军，那不是闹着玩的。
樊登：包括蔡元培改革北大。然后我觉得你写鲁迅先生写得特别有意思。陈独秀办《新青年》，一开始看的人不多，影响力不大，这时候鲁迅站出来了。他在日本本来学医的，后来学着学着觉得警醒国民更重要。
您在书里写说，鲁迅那时候在家里没事干，抄碑。然后钱玄同来找他，说或许可以写一点文字吧，他就开始走上了文豪之路。真是厉害。所以我们看这个脉络就很清晰了。等鲁迅先生做得火热以后，五四运动来了。五四运动的发生跟《新青年》的酝酿是有很大关系的。
刘统：当时毛泽东受到两面的影响。一面是陈独秀对他的影响，提倡建党。然后毛泽东有一个群众基础叫新民学会，新民学会的大部分人都出国去了。其中蔡和森在巴黎拼命地看马列主义，如痴如醉地学。蔡和森跟毛泽东说，我们也应该建立共产党。但是蔡和森跟陈独秀没有关系，蔡和森是回国之后才见到了陈独秀。陈独秀一看他，非常喜欢，马上就留在中央了。
他们最能干的是打倒了张申府（其父是翰林院编修，1917年，张申府留北大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你张申府到我们这儿来当太上皇，谁服你？尽管你是来建党的，我们最后也要把你开除出去。
刘统：第一个阶段就是“愤青”。“愤青”的表现就是刺客，比如说吴樾（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主张以暗杀手段对抗满清政府），这是第一步。蔡元培、陈独秀他们都曾经萌生过暗杀团的想法，可见当时这个思潮有多深入人心。
用这样一种思路，眼界就拓宽了。不局限于传统的党史，不局限于党史中的这几个人，而是把这些先驱、这一代一代的人全都写进去。这一代一代的人对后面的共产党人也有深刻的影响。比如说秋瑾、徐锡麟、鲁迅，他们对共产党人当然有影响。
士兵心想往哪儿走又不告诉我，所以就逃跑、开小差，越逃越多。等走到了莲花县，江西省委给他送信，说你再往前走，前面有井冈山，有个土匪袁文才，当过半年共产党。你知道有袁文才，也不知道井冈山上不上得去，所以还是不能说，还是跟着走。结果这队伍就到了崩溃边缘，走到三湾，当天晚上都想逃跑。
毛泽东跟朱德的理念不同。后来陈毅在军委会议上有一个讲话，就是说新军队和旧军队理念的差别，我在书里引用了：旧军队喜欢走州过府，新军队主张建立农村根据地；旧军队是长官至上，军长说了算，新军队主张党管一切；旧军队是只管打仗不管民众，新军队要讲究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建立基层地方党组织等等。这都是差别，我觉得陈毅总结得很好。
刘统：这就叫不忘初心。我原来在军队看档案，从军队退休之后到了大学，有了大量的自由时间，我就去历史考察。档案里没写清楚，我有疑问的，我去现场考察，现场考察不仅搞清楚了许多问题，而且有很多是史料里反映不出来的。比如说毛泽东蹲的那个山洞大概是个什么情形，毛泽东被抓住的那个村是什么样子，你要不去你哪里知道，哪个文件里能记那些东西啊。
刘统：对。因为宋教仁认为他有多数票，一选就是内阁总理，然后就可以向国会提案，就可以牵制袁世凯。宋教仁当时是“议会迷”，他设想的是这样一条中国民主道路。结果袁世凯有枪杆子，一拳给你击得粉碎。所以，宋教仁之死实际上是共和梦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