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两场运动前后相接，必须连在一块儿讲。如果总结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各自的特点和差别，可以这样说——宗教改革是用信仰的权威取代教会、教皇的权威。马丁·路德认为信仰最重要，他宗教改革最核心的观点，就是一个人因为信仰而得救。所以他把信仰塑造成至高无上的地位，用信仰的权威来取代教会、教皇的权威。启蒙运动正好相反，启蒙运动是要用科学、理性的权威来取代信仰的权威。因为信仰固然是砍向罗马天主教会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虚假的一把利刃，但是它同时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也砍向了科学精神，科学的很多东西不符合信仰。比如说到底是地球围着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着地球转？ 哥白尼生前不敢发表他的著作，就是因为《圣经》里面，按照基督教信仰，那是太阳围着地球转。
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1755年，里斯本发生了一场9级以上的大地震，而里斯本正好是洼地，所以这个地震引起了海啸，海水就把里斯本全部给淹了，无数的生灵死于这一场大地震。这场地震发生以后，伏尔泰就写了一首长诗，叫《里斯本地震》。他就以里斯本地震为由，对宗教进行批判，对上帝进行冷嘲热讽。卢梭后来读到长诗以后，拍案而起，就给伏尔泰写了封信，公开决裂。卢梭说，我拜读了尊著，我感到尤其恶心，你这就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哲学家，在往人民的伤口上撒盐，对于那些在里斯本大地震中被飞来横祸夺去的生命，或者正在断壁残垣中痛苦挣扎的人来说，上帝的存在是他们心灵唯一的慰藉，而你连最后一点安慰都要剥夺。这很明显代表了两种思想。
所以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是，如何在新兴的科学理性精神，和传统的1000多年的宗教信仰之间达成一个协调，这才是启蒙最重要的意义。而像法国的启蒙运动，那是剑走偏锋，法国人的特点就是把它推到高潮，但卢梭恰恰开始了这个转折。
这也是为什么康德这个人，一生没有任何瑕疵，唯独对卢梭特别崇拜。他不仅是为了看《爱弥儿》忘了散步，而且在他那个简陋的书房里面，唯一的一个装饰品就是卢梭的肖像——一幅卢梭的画像。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康德是个道德圣贤，卢梭好像充满了瑕疵，但这两个人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脉相成，是相通的。原因是康德能够真正地读懂卢梭，他认为卢梭是真诚的。所以他后来说有两个东西让我们思考越多，感动越深，这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
樊登：对。所以读您这本书，经常让人掩卷叹息，就觉得人生真是太精彩了。在1749年的那个夏天，如果卢梭走在路上不歇歇脚，他就看不到那个征文，就不可能有卢梭这个人了，因为这是他的成名作，他也发现不了自己有写这种文章的力量。
赵林：对，差18岁，但是他们俩同年死。而且他们死前的经历很有意思，从中明显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性格差别。伏尔泰一辈子攻击天主教，从教义、礼仪、教会、神父，他无所不用其极。而且这个人非常刻薄，语言极其犀利，入木三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所以没人敢惹他，非常厉害，名满欧洲。但是伏尔泰临死的时候，他得知有一个法国的歌剧演员由于被别人攻击为无神论者，而法国是天主教的国家，宗教专制很厉害，所以死了以后不让他进教堂，最后把他曝尸荒野。伏尔泰这个一辈子攻击天主教的人，考虑到自己马上要死了，就担心自己死后是不是也会遭到这样的一种待遇。
他最重要意义在哪里呢？在于当18世纪代表整个社会主流的那套东西方兴未艾的时候，他开始超越这套主流的东西，他有前瞻性。他引发了后来对康德影响特别大的动机论，最后导致了一种宗教的向内心的回归。这个改革在西方宗教时期，在基督教思想史上影响特别大。我们可能没关注这个东西，因为毕竟基督教是西方人的文化背景，他们所有批判都必须在基督教这个背景下，不能简单地就把上帝一脚踢开，而是要把上帝安顿在一个合适的地方。所以上帝不在于外在世界，而在内心世界，这个转型是由卢梭做出的。
说回卢梭对启蒙运动的意义。启蒙运动是一波三折的，我们大部分人知道的是法国18世纪的启蒙运动，实际上启蒙运动最早是从英国17世纪开始的，最早开启启蒙运动的实际上是英国的自然神论，是洛克、牛顿这些人，他们开创了一种民主、科学的眼界。然后到了18世纪的法国，因为法国人是喜欢剑走偏锋的，法国这个民族就是这样，他们什么都敢，他们的启蒙运动就走向夸张、极端。然后紧接着从18世纪的后半叶，德国人开始受法国影响，开始搞启蒙，伏尔泰这些人也到了德国普鲁士宫廷。德国的启蒙运动就非常稳健，他们就要去把法国人矫枉过正的这类作风、做法拉回来。所以他们这个时候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新兴的科学理性和传统的宗教信仰之间，如何达成协调。启蒙不是一种新兴的科学理念要彻底消灭宗教信仰，事实也不是这样的，欧洲人并没有经过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就成为无神论者，今天欧洲的绝大多数人也是信仰上帝的。
因为我是做西方哲学史研究的，特别是做西方宗教哲学、基督教思想史方向。那么在西方基督教思想史的转变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上帝到底是属于外在的世界，还是属于内心的良知。这个转折是从卢梭开始，到康德完成，非常重要。当伏尔泰这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自然神论，还有狄德罗、百科全书派，他们公开打出无神论的时候，卢梭就义正言辞地公开地表示我是信仰上帝的，但同时他告诉你上帝不在外在世界，而在你的心中。所以他有一句名言：一颗真正的心，才是上帝的真正的殿堂。所以你要寻找上帝，你不要到外面去寻找，外面的世界已经不属于上帝，找不着了。康德告诉你，头顶的星空是严格按照牛顿给我们布出的，牛顿跟我们揭示了自然界是按照这样一套严格、井然有序的规律来运行的。但我们心中的道德律，它可以引出一个上帝的问题来：上帝更多属于内心的道德和情感，而不属于客观的世界。
当时卢梭和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两位重要的领袖人物，对后世影响特别大。但是我认为伏尔泰是可以后边加“们”的，加复数的，所以我们可以用“伏尔泰们”。
也就是说，宗教改革本来是想回到早期基督教，结果没想到最后导致铁板一样的天主教的江山的破裂——西北欧的很多国家利用宗教改革自立门户，摆脱天主教皇的控制，自己开始发展民族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得到人民的支持。其中也包括无意中推动了经济变革，导致了资本主义萌芽，以及最早的宪政民主的出现，这一系列的变化就是西方现代化的开端。所以宗教改革是这样一场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相背离的运动。
赵林：所以他从小就是一个小童工，经历过很多磨难，是一个小童工，因而也就养成了比较自由的心理，无拘无束，没有羁绊。所以后来有一次他出去郊游，结果回来时日内瓦城门关了，他索性就不回去了，他觉得反正当个学徒也没意义，干脆就开始去流浪。这样他就来到了法国安纳西、尚贝里，就是法国紧靠着瑞士的地方。
赵林：没怎么读过书，他小时候对读书如饥似渴，他住在他姑姑家，还有在一些其他亲戚家，包括他当学徒的时候，他是只要找了一本书就可以通宵达旦地读，如饥似渴，而且记忆力也非常好。所以他确实小时候也读书，但是他没有受过这种相对比较系统的教育，而在华伦夫人的地方，那就是一种系统的训练，尽管跟学校的那种训练不一样。
樊登：《理想国》里说的东西都挺吓人的：什么样的人不许生孩子，然后能够生孩子你要多生，生完了直接收走，这孩子跟你没关系，诸如此类。
赵林：原因很简单，就是你可以表达无神论的思想，但是你不要直接把矛头对准教会的人士。这一点就像文艺复兴一样，文艺复兴实际是反基督教的那些禁欲主义思想的，但是你只要好好地哄着教皇，教皇还可以把你聘到教廷里面去画画，只要你不反对它的组织，不反对它的人物，那你不会受它迫害。
到了最后，他一个方面离群索居，他摘下了假发，丢掉了佩剑，开始远离凡尘，离开巴黎，跑到荒郊野外，另一方面结仇越来越多，反对他的这一批人都是大名鼎鼎的人，是像伏尔泰这些不得了的人。所以他在欧洲就成为过街老鼠，不管到哪里都受到人攻击，因为伏尔泰的影响太大了，他是启蒙的领袖。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后他在法国、在整个欧洲确实都待不下去。休谟当时是因为是在英国驻法国大使馆里做秘书，他非常敬仰这批法国启蒙思想家，也非常敬仰卢梭。
赵林：对。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当时最推崇是理性，但他当时是提倡情感。他认为理性和过去的那种信仰一样，都是一个暴君。当理性开始要把信仰、把宗教的专制清除的时候，理性本身就成为一个新的暴君，所以他提倡情感。在政治上，当孟德斯鸠，以及此前英国的洛克这些人提倡三权分立，他在《社会契约论》里面就坚决反对三权分立，他主张人民主权，权力不能分。同样在文化思想上，当时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都是大张旗鼓、大力讴歌科学技术的进步，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导致人类幸福福祉的增长，以及人类道德的完善，这是一种主流观点。但是卢梭正好也是相反，他后来又写了一本书叫《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在这本书里面就提出一个基本观点：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恰恰导致人类道德的一个堕落，所以有了科学技术，人变得更坏。他谈到制假药，他说野蛮人从来不会做假药，固然他们缺医少药，但他至少不会做假药。
因为这两场运动前后相接，必须连在一块儿讲。如果总结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各自的特点和差别，可以这样说——宗教改革是用信仰的权威取代教会、教皇的权威。马丁·路德认为信仰最重要，他宗教改革最核心的观点，就是一个人因为信仰而得救。所以他把信仰塑造成至高无上的地位，用信仰的权威来取代教会、教皇的权威。启蒙运动正好相反，启蒙运动是要用科学、理性的权威来取代信仰的权威。因为信仰固然是砍向罗马天主教会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虚假的一把利刃，但是它同时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也砍向了科学精神，科学的很多东西不符合信仰。比如说到底是地球围着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着地球转？ 哥白尼生前不敢发表他的著作，就是因为《圣经》里面，按照基督教信仰，那是太阳围着地球转。
后来卢梭就进入一些贵妇人的沙龙里面，因为当时法国的一批年轻人要想出名，一定要到贵妇人沙龙里，这是受文艺复兴的影响。他们发现，搞文艺复兴的人必须是有钱、有势、有品位，这三个一个不能缺，所以你看美第奇家族就是有钱、有势、有品位。还有达·芬奇也是到了香波城堡，被弗朗索瓦一世留下来以后，文艺复兴就此从意大利开始传到了法国，然后法国人就开始学意大利。所以都是由贵族们，由有身份的人来搞这样一种文艺的复兴，后来思想的启蒙，也都是由他们来搞。这些人的特点就是思想非常新潮，敢为天下先，相对来说平民百姓是比较保守的。
赵林：我觉得卢梭不同的书，正好都是就不同的问题写成的。比如说《爱弥儿》是教育学方面；《社会契约论》是关于社会政治的、政治哲学的书；《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是关于他的哲学思想、历史哲学，关于社会怎么从平等到不平等，再到平等这样一个过程的，它是他的历史学思想，表现了他的历史辩证法；而他的《新爱洛伊丝》是文学著作，是开启了浪漫主义的。
樊登：我之前对卢梭感兴趣，是因为有一天我在家里边说了一句话，我说“人生来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然后我们家里人特别赞叹，说你怎么能说这么好的话呢？我说这话不是我说的，这话是卢梭说的。后来他们就问卢梭还说过什么话，我说那我要看看他的其他书，我就找卢梭的书来看。
其中有个小插曲，当年我们刚刚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恢复高考，我是77级的，第一届。那时候书店里边的书，远远不像这里现在布置的这么多书，汗牛充栋的。当时书店就是很少的一些书，当时还是有限额的，我们要到新华书店门口排一整夜队，一个人只许买三本书。那个时候上市的也很少，大概也就是十来种书，一个人只能买三本。当时我就排了一夜，买了三本书，一本是小说《斯巴达克斯》，还有一本书我记不清是什么了，还有一本就是卢梭的《忏悔录》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