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45年7月，剃发令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之前叫“剃武不剃文”，当兵的要剃掉，文人、普通人就算了。但是多尔衮在7月份的时候，突然下定决心让所有人都剃掉，因为他发现很多人不愿意归顺清朝，所以就要求必须剃发，显示你是归顺的。这一下子在江南士人中引发了一个巨大的反抗，当时的口号叫作“杀头事小，剃头事大”，你砍我的头无所谓，但不能剃我的头发，这是一件羞辱的事情。更可怕的事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剃了头，说我今天投降，但剃头的人会被没剃头的人杀掉，因此当时剃头成了一个可怕的标志。绝大部分剃头的人都是城里的人，因为城里有清兵保护，你在城里边待着，可以把头剃了，但你别出城，一出城被地方的老百姓抓到，就会被直接杀掉。
而在这个边境，满汉之间是杂居的。女真人的祖先就是过去北宋时入侵到中原的金朝人，金朝被蒙古人灭掉了，它恢复到了一种狩猎和游牧部落的状态，在这里生活的这些人是女真人。女真人和汉族之间杂居，他们有两种获得汉人的方法，一种叫“收”，一种叫“获”。什么叫“收”呢？收的方法就是你是我的民户，那么你可以获得跟其他满族人一样的待遇，这个叫作“收”，就等于我的地盘在不断地扩张，我把大量的汉人变成了我们满族人的一员。“获”是我把你抓回来了。所以“收”“获”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凡是我把你抓回来的，那么你会成为我的包衣奴才。这些人在女真人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这些汉人带来了技术。到1599年的时候，甚至有记录说在赫图阿拉（努尔哈赤起家的地方）出现了制造弓箭、制造盔甲以及冶炼铁器。这都是从大量收获来的汉人身上所得到的技能。
明朝末期，经营辽东的非常著名的一个将领叫李成梁。李成梁的策略很简单，他就是希望这些小部落均衡，谁都不要规模太大。因为如果有一个特别大的部落，像当年的成吉思汗一样突然崛起，统一了整个草原的部落，那就变成敌人了。所以他的办法就是平衡各个部落，让谁都不要太大。结果有一次他在帮助哈达部解决一些纠纷的时候，不小心杀死了爱新觉罗这一家人的祖父和父亲，也就是说，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是被李成梁杀死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努尔哈赤的心胸是很宽广的，他没有因为这件事和所有的部族闹翻，反而在1589年的时候，他和叶赫、哈达结亲，并且和蒙古结盟。到1619年的时候，他完成了部落之间的吞并，成了真正意义上最大的女真人的首领。
1641年，打锦州和松山。在松山战役的时候，他的敌人是洪承畴。洪承畴是明末最能打的一个人，是把李自成打到绝境的一个人。如果崇祯皇帝下定决心让洪承畴再多打一段时间，李自成就被剿灭了，但是崇祯皇帝更担心的不是李自成，而是清军，所以洪承畴没有打完李自成，就突然被调到了松山。结果在松山围困的时候，洪承畴没有打过皇太极。1642年6月，洪承畴被押至沈阳，最后经过一番抗争，洪承畴决定投降。这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故事。当时崇祯皇帝还在北京城祭奠洪承畴，觉得自己对不起他，但是实际上洪承畴投降了。洪承畴一投降，皇太极特别高兴，说：“今得一引路者。”意思就是洪承畴投降了，我们今天得到了一个真正能够给我们引路的人。所以1642年4月8号，皇太极再打到锦州的时候，祖大寿一看实在抵抗不了了，又开城门，再投降，这等于二次投降，被皇太极宽大对待。最后祖大寿去世的时候，是给他以正黄旗的军礼进行的安葬，说明祖大寿是非常被看重的。这就是整个皇太极征战的过程。
1644年5月20号，清军正式入关，这时候跟李自成在沙河展开决战。这一段一定要念一下，写得非常漂亮：“当吴三桂的宁远精兵向前推进并冲进大顺军阵地时（他们是沿着沙河两岸排开的阵型），大顺军并未后退。他们顶住了吴三桂军的反复攻击，并使之遭到重大伤亡。——这伤亡是如此地惨重，假若吴三桂始终单独作战，势必大败。但是，就在李自成即将获胜之时，一片风沙从东面的小山坡上滚滚而来。在遮天蔽日的沙尘之下，清军迅速绕过吴三桂的右侧，扑向李自成的左翼。当大顺军转向这支从沙尘中冲到他们眼前的骑兵时，突然发现骑兵们剃光的前额。‘鞑子兵！’随着一声惊呼，大顺军的阵地被突破了。大顺军掉头向永平逃跑时，退却变成了溃败，落在后面的士兵都被砍倒。到了永平，李自成想停下来重整旗鼓，但许多部下拒不听命，沿着通向北京的路一直向西溃逃。李自成不久也随军而去，将战场丢给大获全胜的多尔衮和吴三桂。”
那明朝怎么办呢？崇祯皇帝死了，有两个人有可能在南京继位：一个是福王，一个是潞王。福王就是我们说的朱由崧。这两个人中，潞王的能力强一点，但是潞王的血统不够正宗，福王的口碑非常差。当时凤阳总兵马士英赶到了南京，说赶紧建立南京的南明王朝，要让福王继位。史可法当时担任的是南京的兵部尚书（明朝一直有两套班子，北京有一套班子，南京有一套班子），手里边有兵权。史可法写了一封很详细的信告诉马士英，说福王不行，口碑极差，人品低劣，这人绝对不行。但是史可法又是一个比较顾全大局的人，他一看马士英极力主张福王继位，觉得算了，不想闹内讧。于是福王在南京继位，（1644年）6月登基。这就是我们说的弘光帝，南明的第一个皇帝。
这两件事虽然最后都是福王获胜，但是对他的根基产生了动摇，人们会觉得这个福王八成是假的，于是引发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就是在湖广地区还有一支大军——左良玉（当年跟李自成打了一仗以后，他溃败逃到了湖广地区，成为当地的武装力量），左良玉也是非常能征惯战的一个人。但这个人太贪，“匪过如梳，兵过如剃”，说的就是他。（当时有人说）李自成、张献忠他们的部队打过去像梳子梳过一样，左良玉的部队打过去像剃刀剃过一样，老百姓就没法活。左良玉从湖广地区起兵，直接说自己要清君侧，就要往南京打。左良玉这个清君侧的举动引发的最大问题，就是史可法的排兵布阵。因为对于马士英来讲，他认为“宁可皆死于清，而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马士英更害怕左良玉，而不是害怕多铎。原因很简单，多铎来了大不了投降，还能活命，而左良玉就是奔我来的，就是来清君侧的。所以马士英要求史可法赶紧回江南，需要他保卫南京。“5月2号史可法正式收到撤回江南的命令。”事实证明，史可法这样分遣兵力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当清军到达九江时，左良玉的整个部队基本上都投降了满人。
一开始清朝建立统治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主要的办法是纳降，给降者足够宽厚的待遇。但是有一个争论的焦点，就是留发不留发。一开始，多尔衮和多铎他们是非常严格地要求剃发。但是剃发所带来的抗争实在太激烈了，汉人有一个宗旨叫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损”，所以大家都留着长发，你现在要把它全剃掉，这绝对不行。于是多尔衮给了一个宽松的政策，就是有人可以剃，有人可以不剃，但士兵必须剃，不是士兵就可以不剃，这样的话让抵抗的力度一下子小了很多。再加上多尔衮采取了降税的方法，因为老百姓没钱了，所以降税获得了很多老百姓的欢迎。1644年的8月9号，多尔衮改燕京为北京。9月20号，顺治皇帝入京。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清朝开国史”。要讲清朝的开国史，首先要从明朝的卫所制度开始讲起。大家知道明朝建立以后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军队，发展到明朝后期至少有三百万人。这三百万人被分成京卫、上十二卫亲军、地方卫所等。地方卫所就是戍边的军人，他们采取自给自足的方式来养活自己，有的人通过做生意，有的人通过种地。地方卫所的这种方式叫军屯，好处是国家的负担可能会稍微轻一点，坏处是这些人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甚至是父子相袭。中央指派谁来接班，他们是很清楚的，必须是他们的儿子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所以慢慢地，他们的战斗力不断地下降，因为他在边疆不打仗，就只是过日子了。甚至出现了一个赚钱的方法，叫卖闲。什么叫卖闲呢？当兵很累，还得训练，那你每年交二百文钱，就不用参加训练了，所以大量的士兵交钱免于训练。另外就算是军屯制，国家依然需要耗费庞大的军饷，导致入不敷出，成了明朝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一开始清朝建立统治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主要的办法是纳降，给降者足够宽厚的待遇。但是有一个争论的焦点，就是留发不留发。一开始，多尔衮和多铎他们是非常严格地要求剃发。但是剃发所带来的抗争实在太激烈了，汉人有一个宗旨叫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损”，所以大家都留着长发，你现在要把它全剃掉，这绝对不行。于是多尔衮给了一个宽松的政策，就是有人可以剃，有人可以不剃，但士兵必须剃，不是士兵就可以不剃，这样的话让抵抗的力度一下子小了很多。再加上多尔衮采取了降税的方法，因为老百姓没钱了，所以降税获得了很多老百姓的欢迎。1644年的8月9号，多尔衮改燕京为北京。9月20号，顺治皇帝入京。
在顺治皇帝当政的时候，创建了一个高度礼仪化与个人风格相结合的统治方法。这个高度的礼仪，是为了弥补满族人之前缺乏礼仪的问题。作者说：“此后的清朝君主继续不断促进君臣间亲密的人际关系，这是围绕着儒家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理智交流，而同时他们又严禁官僚结成党派。康熙皇帝的南书房甚至为理想化的圣主与儒士谋臣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环境。”也就是说，皇帝要平衡礼仪和亲密之间的度，我可以跟你们亲密地聊天，但是需要有礼仪的地方，你一定要有礼仪。这是清朝皇帝所做出的一个探索。“皇帝与其各近臣之间的关系，随着清朝专制制度的成熟而日渐成为个人的事情了（例如康熙对高士奇、雍正对田文镜等）。”他们都是这样的关系。这是顺治皇帝的统治方法。
南京城里在忙什么呢？还在搞案子。首先是童妃案，然后是伪太子案，这两个案子都很有名。童妃案是指什么。福王当了皇帝以后，有一个逃难来的妃子，说我是你当年的妻子童妃，我现在投靠你了。按理说福王应该见面，毕竟都是夫妻。结果没想到福王大惊，坚决不见，并且要把她打入大牢杀掉。大家就很疑惑，说这是你的妃子，你怎么这么紧张，干吗不见呢？有人就开始联想这个福王是怎么认定的。原来是马士英在别处见到了他，他说他是福王，手里拿出了一个符印，大家就认定了他是福王。那时候没有照片、没有录像，大家就觉得是不是假的。这是一根刺。
在北方，清军靠的主要是阿济格（南方靠多铎，北方靠阿济格）。1645年，阿济格带兵进入了西安，赶走了大顺军，号称平定西安了，但其实才刚刚开始。孟乔芳用强力的手腕在陕西平乱，1647年的时候才算是控制住了陕西。山东也是叛乱不停，到底是剿还是管，当时在上层也有很多的争论。当时为了能够控制山东、河南、河北这些地方，清军最主要的措施有四项：第一个是任用廉正的官员。很多老百姓造反也跟当地官员无道有关系，所以要任用廉正的官员，清除弊政。第二个是登记户籍，实行连保。比如王阳明怎么平匪乱？采用了保甲制，把大家都组织在一起。第三，控制火器和家畜。第四，用有选择的大赦来分化贼首和匪徒。如果你只是跟着参与造反的人，就大赦你。如果要对每一个参与造反的人赶尽杀绝，导致的结果就是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所以要不断地对他们进行分化和安抚。剿与管之间始终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所以北方中国的控制也花了特别大的力气。
而在这个边境，满汉之间是杂居的。女真人的祖先就是过去北宋时入侵到中原的金朝人，金朝被蒙古人灭掉了，它恢复到了一种狩猎和游牧部落的状态，在这里生活的这些人是女真人。女真人和汉族之间杂居，他们有两种获得汉人的方法，一种叫“收”，一种叫“获”。什么叫“收”呢？收的方法就是你是我的民户，那么你可以获得跟其他满族人一样的待遇，这个叫作“收”，就等于我的地盘在不断地扩张，我把大量的汉人变成了我们满族人的一员。“获”是我把你抓回来了。所以“收”“获”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凡是我把你抓回来的，那么你会成为我的包衣奴才。这些人在女真人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这些汉人带来了技术。到1599年的时候，甚至有记录说在赫图阿拉（努尔哈赤起家的地方）出现了制造弓箭、制造盔甲以及冶炼铁器。这都是从大量收获来的汉人身上所得到的技能。
皇太极一方面跟袁崇焕谈判，因为他觉得也打不下来，说干脆你们给我们交钱，咱们就不打了。但是双方价钱谈不拢，皇太极最后给出最大的诚意，说每年给我黄金九万两。这在袁崇焕看来其实非常划算，因为跟军费比起来，黄金九万两是大幅的节省，但是这件事情朝廷不能认，朝廷说这是卖国求荣，太丢脸了，绝对不能跟他们这样去议和，所以这件事被搁置了。实际上，双方都在积极备战。1627年，崇祯皇帝登基了（可以跟《崇祯传》的内容接上了），登基以后没多久，1630年袁崇焕就被凌迟处死了（这部分的细节大家可以参考《崇祯传》），皇太极少了一个巨大的敌人和麻烦。
皇太极上台了以后，首先做的事就是任用汉人，开科取士。他把汉族人选拔人才的科考制度引入到满族，不断地削弱贝勒的权力。他身边有一群汉族人的谋士，因为满人没有经历过极度复杂的政治斗争，所以他并没有这样的经验，而汉族人都是从南方过来的，汉族的大臣跟皇太极建议一句话，叫作“一城即一邦，乃祸乱之源”。就是你们过去这办法不行，这个贝勒掌管两个旗，那个贝勒掌管两个旗，这都是独立王国，这些独立王国就是祸乱之源。所以，皇太极开始大幅地压制这些贝勒的权力。
在1645年7月，剃发令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之前叫“剃武不剃文”，当兵的要剃掉，文人、普通人就算了。但是多尔衮在7月份的时候，突然下定决心让所有人都剃掉，因为他发现很多人不愿意归顺清朝，所以就要求必须剃发，显示你是归顺的。这一下子在江南士人中引发了一个巨大的反抗，当时的口号叫作“杀头事小，剃头事大”，你砍我的头无所谓，但不能剃我的头发，这是一件羞辱的事情。更可怕的事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剃了头，说我今天投降，但剃头的人会被没剃头的人杀掉，因此当时剃头成了一个可怕的标志。绝大部分剃头的人都是城里的人，因为城里有清兵保护，你在城里边待着，可以把头剃了，但你别出城，一出城被地方的老百姓抓到，就会被直接杀掉。
明朝末期，经营辽东的非常著名的一个将领叫李成梁。李成梁的策略很简单，他就是希望这些小部落均衡，谁都不要规模太大。因为如果有一个特别大的部落，像当年的成吉思汗一样突然崛起，统一了整个草原的部落，那就变成敌人了。所以他的办法就是平衡各个部落，让谁都不要太大。结果有一次他在帮助哈达部解决一些纠纷的时候，不小心杀死了爱新觉罗这一家人的祖父和父亲，也就是说，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是被李成梁杀死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努尔哈赤的心胸是很宽广的，他没有因为这件事和所有的部族闹翻，反而在1589年的时候，他和叶赫、哈达结亲，并且和蒙古结盟。到1619年的时候，他完成了部落之间的吞并，成了真正意义上最大的女真人的首领。
然后努尔哈赤率领军队直扑抚顺，抚顺属于辽东地区。大家知道辽河以东和辽河以西是有区别的。攻打抚顺的时候，抚顺的游击李永芳直接就出降了，不打了。这个投降的意义很重大，为什么呢？因为努尔哈赤得到李永芳以后，没有给他任何的侮辱，而是把自己的孙女直接嫁给了他，让他成了驸马，并且使他成了贵族的一员。这对其他的汉人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呢？那些长期在辽东戍边的汉人，他们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王国”，靠世袭这么统领下来的。那时候正好是明朝的万历年间，明中央给的饷银又不够，一打仗又是自己丢命，后来努尔哈赤在攻打辽东的时候就有很多将领投降，当然也有死战的，这些都是后边我们要讲的故事。
1641年，打锦州和松山。在松山战役的时候，他的敌人是洪承畴。洪承畴是明末最能打的一个人，是把李自成打到绝境的一个人。如果崇祯皇帝下定决心让洪承畴再多打一段时间，李自成就被剿灭了，但是崇祯皇帝更担心的不是李自成，而是清军，所以洪承畴没有打完李自成，就突然被调到了松山。结果在松山围困的时候，洪承畴没有打过皇太极。1642年6月，洪承畴被押至沈阳，最后经过一番抗争，洪承畴决定投降。这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故事。当时崇祯皇帝还在北京城祭奠洪承畴，觉得自己对不起他，但是实际上洪承畴投降了。洪承畴一投降，皇太极特别高兴，说：“今得一引路者。”意思就是洪承畴投降了，我们今天得到了一个真正能够给我们引路的人。所以1642年4月8号，皇太极再打到锦州的时候，祖大寿一看实在抵抗不了了，又开城门，再投降，这等于二次投降，被皇太极宽大对待。最后祖大寿去世的时候，是给他以正黄旗的军礼进行的安葬，说明祖大寿是非常被看重的。这就是整个皇太极征战的过程。
南京城里在忙什么呢？还在搞案子。首先是童妃案，然后是伪太子案，这两个案子都很有名。童妃案是指什么。福王当了皇帝以后，有一个逃难来的妃子，说我是你当年的妻子童妃，我现在投靠你了。按理说福王应该见面，毕竟都是夫妻。结果没想到福王大惊，坚决不见，并且要把她打入大牢杀掉。大家就很疑惑，说这是你的妃子，你怎么这么紧张，干吗不见呢？有人就开始联想这个福王是怎么认定的。原来是马士英在别处见到了他，他说他是福王，手里拿出了一个符印，大家就认定了他是福王。那时候没有照片、没有录像，大家就觉得是不是假的。这是一根刺。
打仗的事我们不再讲了，来讲讲多尔衮摄政，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多尔衮在1645年4月11号决定承袭明朝的制度，他发现用明朝的制度治理国家更科学，八旗制（那种简单地靠议政王的方式）效率太低。这里出现了一对矛盾，就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院之间的矛盾，到底是议政王大臣会议更有效，还是皇帝身边的内院说了算。所以他就不断地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让他们只是进行一些表面上的、有仪式感的东西。多尔衮在当时的野心已经相当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