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还要给课程“减肥”。给课程“减肥”有几个背景，第一个背景叫作“社会信息化”。过去我们觉得一个能记住很多东西的人，和一个记不住很多东西的人差别很大，因为过去的社会没有信息化，所有的东西都是靠读写来完成。因此这时候你发现读书写字、记住很多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是现在社会信息化以后，你所需要的其实是检索能力，你要知道上哪儿找、找什么关键词，知道一个大概框架，在需要调用的时候能够调用，这就足够了。你不需要再背那么多东西了，因为随手就可以查到。
接下来我们还会讲很多其他的方法，第二个叫作内容的减法。学制缩短以后，就不能教那么多内容了。那么内容的减法怎么实现呢？有一个极端的学者，叫作布莱恩·卡普兰（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公共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等），他在美国写了一本书叫作《反对教育的理由：为什么教育体系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这本书特别有趣，不过朱永新教授认为他不能够全部同意卡普兰的意见，因为卡普兰否定的学科实在是太多了。卡普兰提到：“66%的高中生说，他们每天上课都很无聊；17%的高中生说，他们每天上每节课都很无聊；只有2%的学生声称他们在课堂上从没有感到过无聊。为什么这么无聊？82%的学生说学习内容没有意思，41%的学生说这些内容与他们毫无关系。而一项针对英国大学生的研究也发现，59%的学生对他们所听的一半或更多的讲座感到无聊，只有2%的人认为他们对所听的讲座一点也不感到厌烦。”就是让人有兴趣去听的讲座实在是太少了，但图书馆的乐趣是很大的。
第二个叫作“教育资源泛在化”，这里边就包括帆书，帆书就是一个泛在教育平台，你能够随时随地找到你想要学的东西，比如各种清华、北大、南大、交大教授讲的课。你在帆书上一搜，你会发现有很多这样的课程，都用极低的价格甚至是免费的方式向你开放，这就是教育资源泛在化。
学历社会与文凭主义一定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文凭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一个经济学术语，货币供给不断地增加，但是货物有限，这时候就会出现通货膨胀。什么是文凭的通货膨胀呢？我们刚毕业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重点大学的本科毕业生，那就很容易找工作，但现在你发现，即使你是研究生，甚至博士生，也不容易找到工作。当这个社会认为学位很重要的时候，你会发现学位就一下子泛滥了，而年轻的竞争者又因为这种压力需要不断地去争取更高的学位。更多人开始追求更高的学历，导致了学历的通货膨胀。学历80%的作用是信号传递，也就是说学历其实不能够证明能力，80%的程度上它只是一种身份，只代表我具备这种身份。大家手里都拿着文凭这张纸，而这张纸变得越来越不值钱。
所以，教育孩子最重要的事情是，在他做对事的时候表扬他、并且告诉他为什么，这才是塑造孩子行为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如果你把一个孩子当成汽车，永远都在敲打，永远都在挑毛病，那这个孩子就算做对了也不会有成就感，甚至下次还会做错。这就是给父母的建议：减少焦虑、接纳不同、减少压力、减少帮助、减少干涉、减少批评。
接下来要讲的叫父母的减法。父母应该做些什么呢？一位非常著名的教育家艾莉森·高普尼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教授、哲学系客座教授，也是“儿童学习与发展”这一领域的研究专家）有过一个非常精彩的比喻，叫作“园丁和木匠”。你觉得父母更像是花园里的园丁，还是更像打造家具的木匠？你会发现打造家具的木匠很累，每天不停地砍、凿，他希望把木头变成他想要的样子，所以他会累得一身汗，而事实上我们的孩子更像花园里的花朵，而不是要被雕琢成某一个样子的木头。
园丁和木匠的比喻就是让我们知道复杂体系和简单体系的区别。生命是一个复杂体系，孩子属于复杂体系，家长需要像园丁一样对待他，而不是像木匠一样对待他。孩子为什么觉得那么疼？家长为什么觉得那么累？就是因为父母拿“凿子”不停地“凿”孩子，希望他们长成一个模样。所有的家长都是木匠就会形成内卷，内卷的核心就是为竞争而竞争。我们根本没必要让孩子做那么难的题，大家只是为了选拔去不断地刷题。
还要协调课前课后的关系，现在学校把三点半以后的时间空出来，不允许上学科教育，但是这部分时间也需要学校提供照顾，这导致学校的压力很大。学校既要教过去的学科内容，还需要负责三点半以后的这段时间，很多学校忙不过来。朱永新教授建议我们可以向社会开放大门，允许社会的力量进入学校，给大家提供比如说体育、音乐、艺术、社会实践等各方面的教育资源。不要让老师们的压力过大，老师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学习新的教学方法、教学实践，提高教学的质量，这才是学校减法的核心。
教育需要做减法的第四个原因，就是需要减少教育者的冗余工作。朱教授认为现在的教育方法加法太多，从而导致不幸。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从教育的管理者到执行者，首先想到的都是再增加一个指标、再增加一个流程、再增加一个检查、再增加一个会议，最后所有增加的东西都会落到一线的老师、学生和家长身上。所以我们是时候该想想，你未必要多做很多工作，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而应该用减法思维来重新思考。
给家长的最后一项建议是减少批评。各位知道，一个生命的成长是靠亮点指引的。生命的成长与一辆汽车的变化是不一样的，我们管理一辆汽车，根本不需要挑它的亮点，我们只需要挑它的毛病，把这辆汽车所有的毛病都修好，它就能够使用。如果这辆车外观很好看，它只是没有刹车，那么你不能说这辆车有亮点。因为只要有不能刹车的毛病，这车就肯定不能用。所以对于汽车这样的东西来讲，最重要的事是挑毛病，然后不断地修改。但是生命不一样，生命的缺点是挑不完的，永远都会有缺点可以挑，但生命的成长靠的是亮点的指引，有一个亮点带动，这个生命就能够不断成长。
还要协调课前课后的关系，现在学校把三点半以后的时间空出来，不允许上学科教育，但是这部分时间也需要学校提供照顾，这导致学校的压力很大。学校既要教过去的学科内容，还需要负责三点半以后的这段时间，很多学校忙不过来。朱永新教授建议我们可以向社会开放大门，允许社会的力量进入学校，给大家提供比如说体育、音乐、艺术、社会实践等各方面的教育资源。不要让老师们的压力过大，老师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学习新的教学方法、教学实践，提高教学的质量，这才是学校减法的核心。
接下来还要给课程“减肥”。给课程“减肥”有几个背景，第一个背景叫作“社会信息化”。过去我们觉得一个能记住很多东西的人，和一个记不住很多东西的人差别很大，因为过去的社会没有信息化，所有的东西都是靠读写来完成。因此这时候你发现读书写字、记住很多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是现在社会信息化以后，你所需要的其实是检索能力，你要知道上哪儿找、找什么关键词，知道一个大概框架，在需要调用的时候能够调用，这就足够了。你不需要再背那么多东西了，因为随手就可以查到。
最后一个要做的减法是关于社会的减法，整个社会要学会“协同育人”，这是李克强总理在一次讲话中用到的词。学校、家庭、社会都是教育的主体，我们的目标是培养一个全面、健康、幸福的孩子，社会教育是一种灵活的教育，可以让孩子去体验这个社会的变化。2000年初，我去德国参观工厂，发现一个做房子的工厂里竟然有很多小孩，我很吃惊，问他们可以用童工吗，怎么会有这么多明显是未成年的孩子在那儿做工。他们回应说这是学校的课程，德国学校的孩子在十岁左右就开始进工厂体验工作了。那些小家伙们干得非常认真，帮着大人们一块儿干活，这是他们社会教育的一部分。所以你说德国的工匠是如何培养的？其实是从小时候就开始培养的，小时候他们就已经参与了社会教育。
这也要替老师和校长们说句话：创新来自哪儿？创新一定是来自学有余力。头脑轻松了，你才能够想到创新的事。而如今校长的会议实在太多了，像书中提及的一个校长，一年要开两百多次会，一年才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都在开会，他哪有时间去研究新东西？哪有时间去琢磨新的方法？而且上面还会有很多检查，学校的老师、同学、领导们都得去配合。这都需要减下来，如果不减下来的话，学校会不堪重负。当然，不可能所有的会议都是没用的，但是如果整天开会，那肯定是出了问题。让组织自行运转，让老师和校长们管好自己真正应该管的事，把精力放在班上的孩子身上、放在教学方法的研究上，这时候教育才能够往良性方向发展。这些是社会要做的减法。
教育需要做减法的第三个原因，就是缓解家庭的焦虑。很多家长会把期待当事实，这使得教育者备受折磨。当家长看到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看到报纸上的优秀人物，甚至听到名人的访谈时，他就觉得我的孩子也应该是这个样子，但实际上这些只是我们的期待。我们不能够把自己的期待和自己的孩子完全绑定在一起，认为只要我足够努力，我的孩子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实际上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由大量的不确定因素构成的，我们不能够忽略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不能够简单地用一个故事模板来限定自己孩子的人生发展。
“解放孩子的嘴”，其中最重要的是鼓励孩子提问。什么是学问？李政道先生曾经讲过：“求学问，先学问，只学答，不学问，非学问。”想做学问，首先得学会提出问题，能够提出一个了不起的问题，就是做学问最重要的开始。而今天在学校里，我们更多地是让孩子做笔记、考试、背诵，而不是鼓励他独立思考。
比如说中国哲学就体现出特别多的减法思维，《老子》里有一句话很有名：“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我经常劝很多家长：“你别管孩子那么多，甚至你放手，不要管他，很有可能他慢慢地变得更好。”这就叫作无为而治。很多人听起来觉得很玄：怎么可能无为而治呢？因为复杂体系的特点就是无主，没有发动机、没有核心，它的发展方式是分散化的、多角度的、多元化，这种发展方式不需要有一个人做主宰。孩子就是一个典型的复杂体系，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机械体系。一个简单的机械体系可能需要一个头脑，需要一个指挥，这是我们习惯的控制论，但实际上教育所面对的是典型的复杂体系，而不是简单体系。
接下来这个减法非常重要，甚至是革命性的，就是文凭的减法。我们现在的焦虑是：“你说得这么好听，那孩子没文凭怎么办？如果孩子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文凭，将来连敲门砖都没有。”朱永新教授说过去我们有个成语叫买椟还珠，大家都觉得这个故事很可笑，你要的明明是那颗珠子，为何要那个盒子呢？那个盒子竟然变得那么重要。而我们对于文凭的追求就是典型的买椟还珠，因为我们追求的是能力，但是最后结果却变成是否有能力无所谓，只要有那张纸就可以了，这是非常短视的。
人生如海，好书是帆。各位好，我是樊登。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向我推荐它的人说这是一本能够救命的书。它的作者是我们帆书的老朋友朱永新教授。这本书的名字叫作《教育的减法》。朱永新教授在这本书里提倡“以减法思维践行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因为朱永新教授一直提倡的就是“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我们曾经讲过一本关于减法思维的书，就叫作《减法》。《减法》这本书的作者是克洛茨。这本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甜甜圈中间那一块总是炸不透，这个问题很麻烦，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后来有一个孩子提出，干脆把中间那块掏掉。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甜甜圈中间是空的，中间那部分去掉以后整个甜甜圈更容易炸了，连被掏出来的那部分也可以做成很好吃的糖球。其实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减法思维，通过减少某部分来解决复杂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还会讲很多其他的方法，第二个叫作内容的减法。学制缩短以后，就不能教那么多内容了。那么内容的减法怎么实现呢？有一个极端的学者，叫作布莱恩·卡普兰（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公共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等），他在美国写了一本书叫作《反对教育的理由：为什么教育体系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这本书特别有趣，不过朱永新教授认为他不能够全部同意卡普兰的意见，因为卡普兰否定的学科实在是太多了。卡普兰提到：“66%的高中生说，他们每天上课都很无聊；17%的高中生说，他们每天上每节课都很无聊；只有2%的学生声称他们在课堂上从没有感到过无聊。为什么这么无聊？82%的学生说学习内容没有意思，41%的学生说这些内容与他们毫无关系。而一项针对英国大学生的研究也发现，59%的学生对他们所听的一半或更多的讲座感到无聊，只有2%的人认为他们对所听的讲座一点也不感到厌烦。”就是让人有兴趣去听的讲座实在是太少了，但图书馆的乐趣是很大的。
第二个叫作“教育资源泛在化”，这里边就包括帆书，帆书就是一个泛在教育平台，你能够随时随地找到你想要学的东西，比如各种清华、北大、南大、交大教授讲的课。你在帆书上一搜，你会发现有很多这样的课程，都用极低的价格甚至是免费的方式向你开放，这就是教育资源泛在化。
但是很多家长不知道这一点，他们总以为只有给孩子施加足够大的压力，孩子才能够重视学习，这种想法太过简单。我们对于他人的大脑一无所知，我们甚至不能够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回想你自己压力很大的时候，你学会了什么呢？你人生当中所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哪一个不是来自你喜欢它、你热爱它？当你学习一个东西有成就感，感到喜欢、热爱、擅长的时候，你发现你越做越好。但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对孩子施加压力，结果就是这个人永远不会自己爱上学习，他只会变得越来越暴躁，他的杏仁核（原始的情绪处理中心，对恐惧、愤怒和焦虑尤其敏感）会非常发达，跟家长的相处方式就是要么打、要么逃，所以家长要减少对孩子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