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笑宇：因为其实火药枪和机关枪还有一个区别，虽然都叫枪，但是火药枪是靠人来发射的，在19世纪的时候，它最快射速大概一分钟十发；但是机关枪是靠机械来发射的，它刚诞生的时候，一分钟就三百多发。
张笑宇：牛是附着于土地的。第二个东西是什么呢？是暴力。因为在农耕时代，你最快取得财富的方法就是抢别人的。当然自己去抢会很危险，但是如果我有本事把人组织起来，我就能够很快积累财富。所以古代最重要的学问叫什么？“万人敌”——兵法。但是当蒸汽机出现之后，我们的增长曲线变正了，这意味着，第一，现在和平更有价值。
张笑宇：他们是有这个顾虑，但是后来事实证明这个顾虑在技术上不难解决。第一个解决方案是可以在关键的地方设碉堡，随时把铁轨炸毁；第二个解决方案就是换成不同轨距的铁路，做成窄轨，让别人的车到这儿就停掉。其实俄罗斯后来一直在用这个方法。
张笑宇：就是为了让外边军队进不来，所以当时就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解决。那么普鲁士就任用了一个人叫老毛奇。这个人是后来德国的总参谋部部长，他在19世纪50年代就是柏林到勃兰登堡的铁路委员会的委员，所以他很熟悉铁路运输的细节。
张笑宇：没错，这就是银行的雏形，它其实在欧洲11～12世纪的时候就出现了。当你越要面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商人，越需要培植你的信任感的时候，这套货币机制出现就越早。
张笑宇：您刚才说跳跃性很强这一点，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就是技术的本来面目。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学科叫技术学，技术本身就是跳跃的，而且技术进步有时候就是随机的。我们几十年前梦想研发核聚变，但到今天核聚变都没研发出来，但是我们之前没想到的东西——互联网、人工智能，今天却有。我觉得可能冥冥之中，人类世界的本质和技术的本质里，都有一种混沌性。
但是，当我们今天看到技术往这个方向走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可以调配一下，主动地训练不同领域的人的对话能力？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一个前提就是，让从人文和社会角度观察世界的人去跟技术中的人对话，就会发现，原来我们自以为的一些很重要的人文事件背后是有技术影响的；然后做技术的人也看到，原来他们以为技术改变世界，但是技术要先通过改变人，再去改变世界。
既然要把每个人都变成在流水线上的人，你就一定要给他们安排这样一个环境，所以要排队，排成阵列。排队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在打仗的时候，你能够机械地重复训练时的动作。所以在16～19世纪，基本上能看到的最有作战威力的军队，都是排成队的。当然，像拿破仑这样的天才可以有突破，但他还是个例，大部分人都是这么排着队作战的。
那么利用弩这种不需要核心力量训练的武器，就可以非常迅速、非常有效率地把大部分普通人变成士兵。由此，秦国就最早地发展了一种“动员技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街坊四邻”，为什么是四邻呢？因为古代的基本社会组织是“五人为一伍”，除了你之外还有四家，这四家叫四邻。
张笑宇：就是在商鞅之前，或者说在整个战国时代之前，春秋时代的战争叫作“贵族战争”。那个时候如果你想上战场，就要从小接受武术训练。孔子讲：礼、乐、射、御、书、数。“御”就是驾战车，“射”就是射箭，这些都是贵族的训练。那么弩这种兵器，其实也不是秦国最早使用，而是韩国最早使用，但是秦国的制度用得最好。当战国时代开始的时候，这个技术进步使得老百姓都能参与到战争中去。
张笑宇：有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因为从技术的角度讲，火枪跟弩是一样的，使用它们都不需要经过训练。那么当不需要训练的时候，国王就可以绕过封建贵族骑士们对武力的垄断，直接征召很多普通人充当他的士兵。
樊登：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在中国也好，在世界上也好，商人过去的地位都很低，就像吕不韦这样的，你再厉害也是个贱商，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打仗靠的不是钱，靠的是受过训练的武士。如果你想打仗，你必须得有这么一群武士。我最近在看日本的战国时代的那些历史，他们打仗的时候，一个军团也就几百人，因为真正受过武士训练的人很少。但是当火枪出现了以后，钱变得重要了，谁能够买来足够多的枪，谁就能够武装足够多的老百姓。
樊登：在战争的最后，我们可以讲讲原子弹的影响。在原子弹之前，所有人都知道的技术发明就是蒸汽机。你这个书里也用了一两章的篇幅谈蒸汽机，它对于整个政治和历史形态的影响在哪儿？
张笑宇：牛是附着于土地的。第二个东西是什么呢？是暴力。因为在农耕时代，你最快取得财富的方法就是抢别人的。当然自己去抢会很危险，但是如果我有本事把人组织起来，我就能够很快积累财富。所以古代最重要的学问叫什么？“万人敌”——兵法。但是当蒸汽机出现之后，我们的增长曲线变正了，这意味着，第一，现在和平更有价值。
那么在讨论这些东西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人文社会学科到了一个必须回应这些最先进技术的地步了。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影响了我们对人、对社会的定义。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些思考，还有我们真正面对的问题。
张笑宇：确实是这样的，西方比较倒霉，很晚才引进了中国纸，才享受了这个便利。然后中国的农耕技术传到欧洲的时候，引发了欧洲的人口增长，才有了后来的“圈地运动”，形成了初期的资本主义积累。中国还有很多技术对西方有影响，比如说造船术。
张笑宇：弩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不敢说它是最重要的原因。这里的机制我要解释一下，我把它解释为“扳机效应”。比如说，你当年枪杀了希特勒，这个事引发了很大的反响，那么如果你没有手枪，或者说没有允许你能够杀死他的技术，这事就不会发生。弩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
但是当他在德国维滕贝格诸圣堂大门上贴完《九十五条论纲》之后，发现这个小册子传播得特别广，所以就开始写这种特别短的，只有一两页纸的小册子。这种小册子的文体其实很像我们今天自媒体的文体：“一句话告诉你为什么教会印赎罪券是不对的。”他当时写的就是这个性质的东西。结果这个文章在印刷厂那儿大卖了，因为它的成本很低，只有一两页纸，而且老百姓特别喜欢读。
张笑宇：就是为了让外边军队进不来，所以当时就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解决。那么普鲁士就任用了一个人叫老毛奇。这个人是后来德国的总参谋部部长，他在19世纪50年代就是柏林到勃兰登堡的铁路委员会的委员，所以他很熟悉铁路运输的细节。
张笑宇：像是一个突然间的截断、叫停。比如古罗马帝国，后来分成东西罗马，当西罗马灭亡的时候，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想收复土地。他叫查士丁尼一世，是一个非常有雄才大略的皇帝。结果一场瘟疫，让他的军队一下子全染上了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