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后复盘就会发现，骆秉章人其实不差，他甚至救过曾国藩的命。“骆秉章并不反对湘军建军的思路。他之所以和曾国藩冲突，是不满意曾过于揽权，让他这个正牌巡抚手中无兵无将。湖南绿营不堪大用，湘勇都由曾统带，别说出省作战立功，连本省镇压会党，他都不得不仰仗湘军。巡抚手头无兵，自然要和曾国藩争斗夺权，而王錱归属骆秉章后，骆秉章有了直属的军队，心中安定，自然也就不再在湘军发展的事情上掣肘，反而一心一意做起了湘军后方的当家人。可见王錱一军划归骆秉章，非但不是坏事，反而是曾国藩应该主动去做的好事。不受曾国藩直接管辖的湘军派系越多，其他同僚乃至朝廷对他也就越放心，湘军的发展也就越顺利。”我们事后看是这样。曾国藩后来也理解了这一点，但是当时的曾国藩“做事只知当仁不让，却不知和光同尘”。他用的都是儒家这套光明正大的方法，没有理解和光同尘的重要性，所以他跟自己的部属闹掰了。
一直到1854年2月25号，曾国藩认为自己的兵练好了，可以东征了，于是发表了《讨粤匪檄》。《讨粤匪檄》这篇文章写得一般，但是道理说得非常清楚，很有意思。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他们造反，理由是什么呢？他们所利用的是满汉的矛盾，就是咱们是汉人，他们是满人，所以我们要造反。那曾国藩作为一个汉人，怎么跟提出满汉矛盾的人去交锋呢？他提出的镇压理由是礼教的问题，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儒生，是读儒家的书长大的，我们信奉的是孔教，现在太平天国跳出来说咱们都是上帝的兄弟，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曾国藩把太平天国定为邪教，然后进行征讨。
“李续宾只用了三天就攻克了桐城。……自率七千人攻打舒城，这次仍是三天不到就拿下舒城，庐州门户顿时洞开。……尤其打下桐城后，为了提升士气，湘军纵兵抢掠，士卒都发了大财。”这招用错了。大家知道李自成的部队为什么后来失去了战斗力吗？因为李自成攻进了北京以后纵兵大掠。没有纵兵大掠的时候，这些士兵都有军纪在身，守纪律、听指挥，最重要的是没有钱，有理想、有愿景（就是我一定要打胜仗），所以能作战。在北京大肆抢掠以后，士兵都成了有钱人，一算身家比老家地主还有钱，所以一个个都着急跑回家。所以当李续宾让他的士兵也发了财以后，士兵的战斗力就开始下降。
“当夜四更天时，湘军悄无声息地摸到了太平军营垒旁。”李秀成后来回忆说，当时若是湘军能够提前一个时辰开战，太平军必败。虽然太平军人多，湘军人少，但是这支湘军战斗力强，而且最重要的是，夜营突袭的时候，人多反而容易发生自我踩踏的乱局。可当时李续宾有点胆怯了，说等一等，等到黎明时分再发动攻击。等到天快亮的时候起了一阵大雾，雾特别大，前面看不清了，“咫尺之间莫能相辨”。
但是李秀成跟陈玉成确实也是能干，他们竟然破了江南大营。江南大营的守将张国梁，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虽然不是湘军，但是江南大营帮助湘军牵制了太平军很多兵力，他们围着南京。这时候你会发现，湘军和太平天国都面临这样的尴尬：军队集中在一边就能打赢，如果分散就容易输。但他们都很难集中兵力。一边有江南大营的围困，一边有湘军的力量，陈玉成和李秀成经常是在两边不断地调度。“后人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陈玉成军团在上游，上游战场太平军就能有微弱优势；如果陈玉成军团赴下游，陈玉成和李秀成合力就能压制江南大营。”
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是因为列强站到了清朝这一边。但这本书考证后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确切。一开始列强也在判断到底支持太平天国还是支持清朝，支持太平天国的理由是他们也是信仰上帝，那是不是可以支持他们一下。但他们派人到太平天国里一看，发现根本没法支持，因为这些人的政策制度是非常保守的，他们认为跟清朝至少还能谈判，但跟太平天国没法谈判。因此经过考察，列强决定还是应该支持清朝。但是他们并没有派更多的部队，而是选择“武装中立”。就是你们不要影响我的商船和贸易。湘军围安庆的时候，为什么太平天国能够坚持那么多年？因为安庆守军和外国人的商船不断地进行粮食贸易，而清军不敢攻打外国人的商船。这不仅是因为船上有武装，也是因为你一旦攻打容易造成外交事件，就会惹出更多的麻烦。
过去我们说湘军打仗叫“结硬寨、打呆仗”，就体现在这里，用大量的壕沟围城。用壕沟围城的好处在于反攻为守。你让我攻城，我肯定死得多，但是我用深深的壕沟把城围起来以后，相当于我建了一座城，对方要出来进攻，就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这样做的意义并不是打下安庆，曾国藩的目标很简单，叫作“围点打援”。像陈玉成这些将领，他们的家小、辎重都在安庆城里边，安庆城被围，他们总得救自己老婆孩子。如果你带人来救，我就打你城外的援军，这样能够有效地消灭太平军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曾国藩还向皇帝举荐了左宗棠，所以左宗棠开始带兵。
那不造反的同时，怎么保全性命呢？曾国藩的政治手腕真是用到了极致，他的方法是分了大量的军权给李鸿章。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如果曾国藩把军权全部交出去，那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因为他手上没有兵了，慈禧想杀他就变得很容易。但是你如果不交军权，你又是慈禧的心腹大患，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所以曾国藩想出的办法是，我分一部分军权给别人。给谁呢？给我的学生李鸿章。李鸿章你也不要叫湘军，你叫淮军，你直接向慈禧太后汇报，跟我没关系。这样一来，好了，我可以把我湘军的兵权交出来。所以曾国藩后来就搞洋务运动去了，亲自设计船、大炮等各种各样的东西。曾国藩虽然交出了兵权，但是在军界依然有着非常有力的支持，慈禧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但同时他手下没有湘军了，慈禧也不至于治他的罪。曾国藩用这样的方法求得了自保，让李鸿章带领淮军，并且任江苏巡抚。你看，李鸿章虽然总逃跑，但是对曾国藩来讲，这个人还是非常重要的。
曾国藩到了省城以后，因为没有正式的官职，他就给自己立了一块牌子，叫作“湖南审案局”（我们在《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讲过）。曾国藩认为时局之所以乱，是因为有很多“当审不审之案”，就是很多案子放着不管，官方没有作为，所以有很多“应办不办之案”和“当杀不杀之人”。所以，他决定自己弄个小法庭开始审案。这个审案局在数月间杀了两百多人，要么直接杀死，要么乱棍打死，手段都比较残酷。他主要杀的是乱民，还有给这些乱民提供乱因的人。因此，人们给曾国藩起了一个外号叫“曾剃头”。曾剃头这个外号，不是因为后来曾国藩打太平天国，而是因为他在湖南审案局的时候杀人太多。曾国藩这样做的理论是什么呢？你看到火就会感觉很危险，烧得熊熊烈火，但你平常听说被火烧死的人少；水看起来很柔和，没什么危害，但是被水淹死的人很多。因为老百姓觉得水不可怕，反而容易被水淹死。因此政府应该“火烈民畏”，让老百姓知道犯法是要杀头的。
王錱希望被提拔，但是当时曾国藩的管理方式特别简单，他手下的所有人都是直接向他汇报，每一个人即使能力再强，也只能够统领五百士兵，这是一种完全扁平化的管理方式。曾国藩自己同时管理很多营官，但是每个营官即使再厉害，只能管理五百人，这就让那些能干的人没法施展，所以后来曾国藩与王錱二人产生了裂痕。这个裂痕来自哪儿呢？王錱不是没钱吗，湘军都没钱，于是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找到王錱，说：“我给你钱，我作为地方主官可以给你提供军饷，但你以后要听我调动。”
但事后复盘就会发现，骆秉章人其实不差，他甚至救过曾国藩的命。“骆秉章并不反对湘军建军的思路。他之所以和曾国藩冲突，是不满意曾过于揽权，让他这个正牌巡抚手中无兵无将。湖南绿营不堪大用，湘勇都由曾统带，别说出省作战立功，连本省镇压会党，他都不得不仰仗湘军。巡抚手头无兵，自然要和曾国藩争斗夺权，而王錱归属骆秉章后，骆秉章有了直属的军队，心中安定，自然也就不再在湘军发展的事情上掣肘，反而一心一意做起了湘军后方的当家人。可见王錱一军划归骆秉章，非但不是坏事，反而是曾国藩应该主动去做的好事。不受曾国藩直接管辖的湘军派系越多，其他同僚乃至朝廷对他也就越放心，湘军的发展也就越顺利。”我们事后看是这样。曾国藩后来也理解了这一点，但是当时的曾国藩“做事只知当仁不让，却不知和光同尘”。他用的都是儒家这套光明正大的方法，没有理解和光同尘的重要性，所以他跟自己的部属闹掰了。
这件事情还导致了曾国藩和左宗棠的绝交（当然是短期的绝交）。因为左宗棠写信，话说得特别不客气，总批评曾国藩。在曾国藩最难受的时候，左宗棠还批评他。曾国藩在家里边有多痛苦呢？应该是得了抑郁症，失眠、睡不着觉，脾气大的时候甚至乱骂人。最丢脸的一次，他连他的弟媳妇都骂。在古代，一般我们讲叔嫂之间的关系，轻易都不能说话，更何况是红脸骂人。曾国藩那是被逼急了，那时候他的情绪太糟糕了。但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曾国藩开始读老庄。为什么读老庄很重要呢？中国人意气风发的时候，一般都是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当人生遇到挫折，遇到困惑，甚至面临生死的时候，往往就会找出老庄来安慰自己。“自读老庄悟道，曾国藩懂得了在官场上‘知雄守雌，卑弱自持’。第一个改变，就是懂得自省和谦虚，凡事先找自己的不足，而不再一味抱怨他人无理。”
接下来我们讲安庆之围。陈玉成和李秀成的观点不一样，陈玉成因为家小都在安庆，所以他的目标是保安庆，一定要想办法解安庆之围。而李秀成负担比较轻，又有战略眼光。作者认为此时最具战略眼光的人，就是李秀成和曾国藩。李秀成认为我们应该去江南，放弃安庆甚至南京，把天王救出来，可以去浙江。他们双方的态度不一样。
曾国藩严参湖北的前巡抚崇纶，皇帝倒是满足了他，但是曾国藩也因此得罪了很多官场人士。这个时候曾国藩打仗比较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未遇劲敌，跟他打的人在太平军中还不算最厉害的。比如说后来在黄梅遇到的罗大纲，就很厉害。还有在湖口县遇到了石达开，曾国藩中了石达开的计策，战败后他再次投水，后来又被大家拉住。拉住以后，曾国藩说：“你们不让我跳水，那我就骑马冲锋到对方阵营里边死掉。”他说要骑马直接朝太平军的阵营里边冲，又被亲兵们拉住。
这本书里边有一个观点特别让我佩服，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打赢这场战争，是因为曾国藩是一个“穿越者”。曾国藩没打过仗，他是一个纯粹的书生，为什么能够越打越厉害，使湘军的战斗力如此之强？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曾国藩带着现代的思想打古代的仗。曾国藩在跟着老师学考据学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收获是什么？大家知道，考据这种事情必须“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它跟过去的孔孟理学是不一样的。理学（包括心学）不讲究证据，讲究体悟，但是考据学讲究的是证据。曾国藩在研究考据学的过程当中，养成了接近现代的学术思维方式。这使曾国藩明白，过去的兵书只能参考，不可过分当真。他的办法是打一仗赶紧总结，这就是一个不断地自我学习、循环迭代经验的过程。
咸丰帝的父亲道光帝是一个非常简朴的人，像满族武士一样喜欢骑马射箭，穿的黄袍上都打着补丁，他打补丁是为了让大家都节俭点。他一打补丁，这些大臣们也都跟着打补丁。有一天，道光皇帝问大臣曹振镛：“你们家这补丁多少钱一个？”曹振镛一听，心想肯定有猫腻，为什么皇帝会突然问这个问题。然后他就故意把打补丁的价格提高了十几倍，说：“三钱银子。”他跟皇帝讲打一个补丁三钱银子，这个价格已经是提高了十几倍的了。结果皇帝感叹说：“毕竟是你们宫外物价低，宫内日子不好过，我这一个补丁要五两银子。”你想想这个内务府有多坏。但是像曹振镛这样的官员，又不敢得罪内务府，所以只能打马虎眼。后来皇帝又问：“你们家吃鸡蛋得多少钱？”曹振镛说：“臣自幼身体多病，未曾吃过鸡蛋。”他不敢对皇帝说鸡蛋的真实价格。就是这个曹振镛，当时提出了“多磕头、少说话”这句话。
但事后复盘就会发现，骆秉章人其实不差，他甚至救过曾国藩的命。“骆秉章并不反对湘军建军的思路。他之所以和曾国藩冲突，是不满意曾过于揽权，让他这个正牌巡抚手中无兵无将。湖南绿营不堪大用，湘勇都由曾统带，别说出省作战立功，连本省镇压会党，他都不得不仰仗湘军。巡抚手头无兵，自然要和曾国藩争斗夺权，而王錱归属骆秉章后，骆秉章有了直属的军队，心中安定，自然也就不再在湘军发展的事情上掣肘，反而一心一意做起了湘军后方的当家人。可见王錱一军划归骆秉章，非但不是坏事，反而是曾国藩应该主动去做的好事。不受曾国藩直接管辖的湘军派系越多，其他同僚乃至朝廷对他也就越放心，湘军的发展也就越顺利。”我们事后看是这样。曾国藩后来也理解了这一点，但是当时的曾国藩“做事只知当仁不让，却不知和光同尘”。他用的都是儒家这套光明正大的方法，没有理解和光同尘的重要性，所以他跟自己的部属闹掰了。
江南大营被破，湘军的状况也很危险，因为这时候整个太平天国的势力连成片了。在这一刻，皇帝才授予了曾国藩两江总督的头衔。曾国藩能够得到两江总督的头衔，还跟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个人就是慈禧的死对头肃顺。看过《两宫皇太后》的朋友，会熟悉这个名字。肃顺告诉皇帝曾国藩这人可堪大用，所以咸丰皇帝授予曾国藩两江总督的官职，让他把所有的兵力集中调配。否则没有一个人作为主帅统领军队，军队的力量分散，就很容易出现我们前面讲的三河大败，因为相互不救援。
曾国藩身边有一个学生叫李鸿章，李鸿章一贯善于逃跑，果然这时候他又先一步跑掉了。由此可见，李鸿章是一个非常圆滑的人。但这次战役中，曾国藩的心态已经跟之前屡屡要跳水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从中能够看出曾国藩的人生修为已经达到了一个化境。什么样的化境呢？即使每天战斗再激烈，他都要跟幕僚下一盘围棋，这盘围棋他称作“养心棋”。每天下养心棋的时候，要看看自己的棋局乱不乱，结果是棋局不乱。他闲暇的时候最喜欢读的书是《红楼梦》，在军营中每天熟读《红楼梦》。虽然他已经做好了死去的准备，但是他可以淡定地面对生死，所以人们判断，此时曾国藩心学的修炼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