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凯平：对。在某种意义上讲，人类也不能一切事物都靠逻辑、理性、科学，确实有一些实用主义的说法。我们甚至发现，有的时候自己相信自己正确、自己相信自己没病，至少有30%的安慰剂效应。那你说安慰剂效应不对吗？它有用、能救人。但是你要说它很有用吗？它可能出危险。为什么出危险呢？因为也许有些人就不适用。就像我们咨询师用这个方法救了一批人，但这个方法可能没办法救另外一个人，所以也不要太迷信。
所以你看，我们的情绪体验受到其他人的影响。情绪是一种能够控制，也能够被控制的东西。这就是我经常讲，做情绪的主人就是知道自己的情绪为什么会产生，知道这个情绪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知道如何控制这个情绪。不要被情绪牵着走，一定要做情绪的主人，这是情商最本质的核心，就是如何利用情绪。
彭凯平：对，其实我也曾经参加过一个大规模的领导测试。当时我们用了各种最先进的心理测量方法（因为我是当时北京大学心理系教心理测量的第一位老师，所以这是我的专业）。然后10年之后，甚至20年之后，我遇到我们当时的领导，我说：“我们测准了没有？”他说：“基本上没测准。”我就很好奇，我说我们花了这么多功夫，国家投资，我们用力。他说：“彭老师，有个很重要的实践原则。我们选择干部是工作需要，不是根据你们的推荐，不是根据测试结果，是当时的工作需要。”
结果到了12月31日零点，钟一响，地球还没有毁灭。预言失败之后怎么办，就会认知失调。费斯廷格就观察大家的反应。大家开始窃窃私语，觉得是不是出了问题，首先怀疑是钟错了，然后大家看自己手表上的时间。其实这个时候大家应该怀疑预言的准确性，怀疑这个邪教组织的老太太。但他发现人要信了邪教，他会通过自我调整来确认预言是对的。怎么确认预言是对的，就是用循环论证的方法。这个老太太先到组织内部待了一段时间，再出来，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正是因为我们的虔诚，上帝决定不毁灭地球了，就不用接我们走了。”
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的心理学比较强调自我的认识，因为很多心理活动是自我产生的，自己在那儿反思、反省。有心理学研究就发现，中国人的自我是比较相依的、相关联的，他人在自我的认识里头，而西方是比较独立的。这个也是比较大的差别。这是已经发现的中西文化心理最大的三个区别。肯定不止这些，还有好多，但这三个是比较大的差别。
现在的人工智能，基本是按照过去的机械学习的方法，它根据以前的人类学习规律来推算你怎么学习。我相信未来的人工智能一定是建立在神经网络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现有的生成语言的逻辑。生成语言逻辑基本上是按照行为主义的方法，先设置一个前提，依据这个前提推断出后面大概会出现什么样的答案。比如说“今天”，后面可以跟“下雨”“上课”，它是按照前后文的逻辑推出来你会说哪句话，这就是ChatGPT的逻辑。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是心理学，就是我们关于人类学习的一些理解和知识。神经网络的学习方法将来也会慢慢地出现。心理学的学习研究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前沿课题。
还有戈雅的画，为什么这些艺术大师把情感强烈的画放在画面的左边，把情感比较弱的画放在画面右边。比如说戈雅的《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你看呐喊的起义者在画面的左边，灯光非常鲜明，情感特别丰富。而画面的右边是暗的，是那个法国士兵的背影。我们心理学家就去研究这些，就是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因为我们人类的左视野进到我们的大脑右半球，进行情感加工；右视野进到大脑左半球，进行理性分析。这就是用心理学解释文化现象。
第二个非常大的差异，就是我研究的整体性思维和具体性思维。咱们中国人喜欢整体去看世界。总而言之、统而言之，看全局、看整体、识大局、识大体，我们说的话都是要把所有的背景、场景结合起来。比如说我们俩在聊天，其实我们不光是聊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们还要想别人怎么想、社会怎么想、有没有人关注我们……这个就是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和心理习惯。这也是我们做的一些研究。你看那些中国画，它主要强调整体的布局。平行视野是西方人的视野，俯瞰视野是我们中国的视野。我们45度从上往下看，看得事物很多。我们有长卷，有借景等这些艺术的表示，反映的是我们的整体知觉的习惯。比如《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都是长卷，呈现内容非常多，而且画的角度呈现45度角。而西方绘画是强调个体。这个可能是中西方一个比较大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的区别。
彭凯平：健康，他每隔一段时间必须去做点儿别的事情。我们自己可以主动利用这个神经元的网络学习，而不要用行为主义的方法，不断去“铁杵磨成针”。不动脑筋的事情，你可以这么做，但凡是用到心智的事情，都要让大脑进行充分的交替休息。比如说文理交融，我们大脑用理智思维多了以后，就得用感性思维调节；数学题目做多了以后，就得去欣赏文学。这样才能够保持大脑长期、有效地工作。
彭凯平：这可能是我们很多时候知行合一做得不够，原因可能也有三个。第一个，知识太抽象、不具体，所以要把这个知识变成具体的行动。积极心理学的好处，就是它讲怎么做，不讲理论。第二个，一定要有个小目标。因为人在某种程度上有目标的话才会去做，所以你要把这个知识变成具体的目标。不能只是说“做”，还要明确达到什么目标，这个挺重要的。比如说内向的人，可以说“今天我就强迫自己和三个人说话”，把这个目标达到了，慢慢就会形成习惯。第三个，很多时候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检查、监督、复盘，包括自己对自己经历的复盘，“吾日三省吾身”，挺重要的。实在不行，找别人来监督自己，一起来改变自己，这个才能产生效果。
结果到了12月31日零点，钟一响，地球还没有毁灭。预言失败之后怎么办，就会认知失调。费斯廷格就观察大家的反应。大家开始窃窃私语，觉得是不是出了问题，首先怀疑是钟错了，然后大家看自己手表上的时间。其实这个时候大家应该怀疑预言的准确性，怀疑这个邪教组织的老太太。但他发现人要信了邪教，他会通过自我调整来确认预言是对的。怎么确认预言是对的，就是用循环论证的方法。这个老太太先到组织内部待了一段时间，再出来，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正是因为我们的虔诚，上帝决定不毁灭地球了，就不用接我们走了。”
现在的人工智能，基本是按照过去的机械学习的方法，它根据以前的人类学习规律来推算你怎么学习。我相信未来的人工智能一定是建立在神经网络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现有的生成语言的逻辑。生成语言逻辑基本上是按照行为主义的方法，先设置一个前提，依据这个前提推断出后面大概会出现什么样的答案。比如说“今天”，后面可以跟“下雨”“上课”，它是按照前后文的逻辑推出来你会说哪句话，这就是ChatGPT的逻辑。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是心理学，就是我们关于人类学习的一些理解和知识。神经网络的学习方法将来也会慢慢地出现。心理学的学习研究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前沿课题。
彭凯平：对，我经常讲积极是一个动词，它不是一个形容词。在某种程度上，积极来源于行动。如果你不动，你就永远不会积极起来，光在那儿“自嗨”没有意义。所以说我们的员工，虽然现在可能不开心，怎么让自己开心？就是做事情，行动。不能总在那儿躺着、歇着、宅着，一定要让自己动起来。这个动既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状况，也可以改变自己的心理状况。所以说积极是一个动词。现在很多人是把积极看作一个结果，其实它是一个前提。有了这个行动，才会有好的结果；没有这个行动，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发生的。这是积极心理学的本质。我们教积极心理学，不是简单地让大家开心，是要你去做些事情，然后你才会开心。
樊登：你才能够更愉快地学习、进步，神经元连接长得更好。非常感谢彭老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并且给大家写了这样一本入门级的心理学的书。很多朋友天天问，我想学心理学从哪儿开始，我们总推荐大部头的教材，把大家吓坏了，觉得读不懂，那可以先从这本小书读起。
彭凯平：对。在某种意义上讲，人类也不能一切事物都靠逻辑、理性、科学，确实有一些实用主义的说法。我们甚至发现，有的时候自己相信自己正确、自己相信自己没病，至少有30%的安慰剂效应。那你说安慰剂效应不对吗？它有用、能救人。但是你要说它很有用吗？它可能出危险。为什么出危险呢？因为也许有些人就不适用。就像我们咨询师用这个方法救了一批人，但这个方法可能没办法救另外一个人，所以也不要太迷信。
彭凯平：这部分就是讲心理学一直探索的人类学习和记忆的方法。最初我们认为，人类的学习过程就是强化，不断去塑造行为，就像“只要我刻苦学习，努力完成任务，技能就会形成”。所以说，人类很多的技能就是练习多了以后产生的。这是一种理论，叫行为主义的理论。这方面集大成者是一位叫作……
彭凯平：主要是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我在彼得森那里了解到了这个概念，然后很快发现《人民日报》当时有一个调查（《弱势群体生存状态调查：我不想一直穷下去》），就是询问你觉得自己在社会中是不是弱势群体、活得不顺心。结果特别意外，80%的中国人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一员。而且很多群体是矛盾的，比如说城管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被他管理的小商贩也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官员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而群众也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那这就很矛盾，肯定有问题的。
彭凯平：斯金纳，还有更早期的桑代克。他们提出来很多学习的理论，比如说强化论、惩罚论、间接强化、间歇强化等，这些就是比较早的关于人类学习的理论（人类是通过强化行为的塑造、技能的完善不断学习的）。后来，科学家发现好像学习不光有强化，还受先天的认知结构和后天的知识学习的影响（这是皮亚杰提出来的理论，包括顺应、内化，就是如何把已有的知识结构和新掌握的知识结构连起来）。还包括乔姆斯基的语言学习研究，他发现语言学习不是简单的强化，孩子先天就有对语言的一些理解，叫作宇宙的通用语法。通用语法就是我们孩子天生就有，然后通过和父母亲、和社会的沟通交流以及后天的学习得到完善。这个叫作内化过程，或叫适应过程。
彭凯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新的思想。长期以来，我们认为人类的情绪是被动的，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情绪是action，是一种主动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情绪是有一些社会功能的。就是说我表不表达这个情绪，我是不是应该用这个情绪，很多时候是有社会性考虑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要夸大情绪，比如说我们见到樊登老师，要夸大自己的崇拜，因为有社会需求；我们看到受苦受难的人，要压制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怜悯。所以说，在这些情景下，情绪其实是一个社交的工具，它不是简单的自我宣泄（我们以前总以为是这样）。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研究有没有一些人类文化特有的现象。比如说缘分、报应，这些都是文化特有的现象。所以，文化心理学其实是有这三个特别重要的基础。当然，还有两个带有普适价值的应用研究：如何增加文化的互信、沟通、交流；如何创造出新的文化。所以，这些是三个基础研究的目的、两个应用研究的目的。这是我们当年开创文化心理学的初心。现在为止，我还是初心不改，想继续做这方面的探索。
彭凯平：这可能是我们很多时候知行合一做得不够，原因可能也有三个。第一个，知识太抽象、不具体，所以要把这个知识变成具体的行动。积极心理学的好处，就是它讲怎么做，不讲理论。第二个，一定要有个小目标。因为人在某种程度上有目标的话才会去做，所以你要把这个知识变成具体的目标。不能只是说“做”，还要明确达到什么目标，这个挺重要的。比如说内向的人，可以说“今天我就强迫自己和三个人说话”，把这个目标达到了，慢慢就会形成习惯。第三个，很多时候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检查、监督、复盘，包括自己对自己经历的复盘，“吾日三省吾身”，挺重要的。实在不行，找别人来监督自己，一起来改变自己，这个才能产生效果。
樊登：发现了这些差别以后，对我们个人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比如说我们要不要去多了解一些中国文化，还是说就算不了解这些中国文化，你也会受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