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世宁：晚上时我们会帮她把眼睛闭上，到了第二天早起，再帮她打开。像这种病人，我们帮她闭上眼睛以后，有时候还会给她用上镇静剂，帮助她入睡。但是有一次，可能镇静剂的剂量不够，因为她的眼睛被纱布盖着，我们也没发现她没睡着。我们就在外面讨论她的病情，她听到了以后就哭了。她在后来的访谈中说：“我那么年轻，我孩子才6岁，我可以忍受你们拼命地扎我的血管（用于血气分析），我听见隔壁床被抬走了，听见护士说哪个病人又大出血了，听见某个人的家属放弃了，这些我都可以忍受，难道我到最后还是难逃一死吗？”
薄世宁：那还是在我当实习医生的时候。有一个15岁的小女孩，她的病很奇怪，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疑难的病例。她一直恶心呕吐，恶心呕吐可能是肝炎，或者是胃不舒服，那么做胃镜检查是最常见的方法。但是这个小孩持续地消瘦，而且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她的下腔静脉里开始长血栓。下腔静脉是人体主要的一条静脉血管，管径非常粗大，血流很快，这个地方通常是很难长血栓的。那么一个15岁的孩子，既没有肿瘤，又没有凝血系统的问题，为什么会长血栓？还恶心呕吐？
薄世宁：所以，有时候劝老头、老太太完全不去相信这些东西也很难。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在相信那些乱七八糟的理论时，也请他们一定要相信科学。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科学知识普及给他们，比如把我的一些短视频发给他。当他们能相信科学时，他们的选择大概率是正确的。如果你完全不让他们去信偏方，这也很难做到。
这个手术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手术过后，医生把他送到我那儿时，他的凝血垮了。因为他消耗了大量的凝血因子，导致他的创面开始渗血。我记得那天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就是护士把他从手术转运车上往床上一搬，我就听到监护仪开始“嘀嘀嘀”地报警，他的血压就一直往下掉，我们不停地给他输血。我们太想救活他了，他只有38岁。我还记得他的父母是山区的农民，他的父亲当场就瘫倒了，他的母亲一直说“你救救他，你救救他，我就这一个孩子，我的血可以都给他”。
薄世宁：ICU这个词是英文Intensive Care Unit的首字母缩写，国内通常翻译成重症监护室。协和医院把它称为加强医疗科（重症医学科），我们医院把它称为危重医学科。ICU接收的应该是医院里病情最重的病人，通常是这么几类，第一大类是急性器官衰竭的病人；第二大类是发生意外情况的，比如在住院过程中突然心跳停止的病人；第三大类是处于手术危险期的病人。这些年来，很多老人也能做手术了，一方面是因为麻醉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是因为外科手术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因为ICU技术的进步，它可以帮助病人度过危险期，以前这些老人的身体可能无法承受手术。ICU里主要是这三大类病人。
薄世宁：晚上时我们会帮她把眼睛闭上，到了第二天早起，再帮她打开。像这种病人，我们帮她闭上眼睛以后，有时候还会给她用上镇静剂，帮助她入睡。但是有一次，可能镇静剂的剂量不够，因为她的眼睛被纱布盖着，我们也没发现她没睡着。我们就在外面讨论她的病情，她听到了以后就哭了。她在后来的访谈中说：“我那么年轻，我孩子才6岁，我可以忍受你们拼命地扎我的血管（用于血气分析），我听见隔壁床被抬走了，听见护士说哪个病人又大出血了，听见某个人的家属放弃了，这些我都可以忍受，难道我到最后还是难逃一死吗？”
我们就给她用上了血浆置换。第一次做血浆置换的时候，她的手动了一下，就是开始有这样的动作（手指微微抬起来）了。我记得那天我特别高兴，就蹲在她的床边，说：“你们快来看，她的手开始动了。”到了第二次血浆置换的时候，她的胳膊就可以抬起来了。第三次血浆置换的时候，她就可以脱离呼吸机了。在做了五次血浆置换之后，她就痊愈了。后来这个人就经常在我的短视频下面留言，她说：“无论你遇见什么困难，请一定相信医学。”
薄世宁：我就在书中提到，为什么“不放手”？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每个人的生命都会成为过往，你们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死神永远是最后的胜者，但是在我们看来，你个体生命的长度，你的尊严，还有你的价值，都特别重要。
薄世宁：而且这个手术难在哪里呢？你想，要从主动脉的表面去剥离肿瘤，很容易把主动脉剥破。那么我们首先要放一个支架，像网一样把动脉从内部撑起来，然后从表面一点点剥离肿瘤，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这个肿瘤已经侵犯了脊柱，所以要切掉八节椎体。椎体切掉以后，人就没办法直立行走，只能永远躺在床上了。因此，还要给患者植入一段3D打印的椎体。另外，这个手术的创伤很大，要切掉大量的软组织、肌肉和骨头，那么应该如何填塞伤口使其愈合？这些都是难点。
薄世宁：在今天，医学的发展已经完全超越一个人能学习的知识的极限了，即使你这一辈子不停地学，也不可能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比如刚才那个病例，他可能需要很多科室的医生共同参与。简单说，MDT就是多学科协作，它带来了很多好处。一方面，你能解决复杂问题，刚才那个那么复杂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另一方面，多学科协作可以对抗风险。
薄世宁：我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怎么问我甘露醇的分子量是多少？我说我记不住，他说：“记不住也不要紧，我再考你第二个问题，你觉得甘露醇能干啥？”我说：“脱水，脑水肿了以后可以用甘露醇脱水。”然后他就问我有没有见过用甘露醇脱水的案例，我说没见过。于是他就给我讲了一个病例，他以前参与过一场脑部深部手术，要把脑组织扒拉开，结果拉来拉去，脑组织就肿了。就在要关颅的时候，助手就喊：“老师，脑子肿了，关不上了。”那时候的基大夫还是个实习医生，他心里就特别着急。他的老师就让他别着急，挂上一瓶甘露醇。在用了甘露醇以后，脑组织一下子就消肿了，效果就是这么好。他说：“我告诉你甘露醇的分子量是多少，你记住了，我们当医生的，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后来我就觉得很愧疚，基大夫把基础知识掌握得这么好。后来，我们就到了医院给这个小姑娘做诊断，我的老师给他汇报病例。基大夫就去看这个病人，一点点查体。我记得那时候基大夫举着CT片子看了十几分钟，然后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桌子上，闭着眼睛思考。过了一会儿，他又戴上眼镜说：“请大家打开《实用内科学》第……”他报了一个页码。
后来，警察就发现他抱着一个双肩包。警察要看看那双肩包，这孩子就抢包，不让警察看。但警察简单地翻了翻，翻出来什么呢？一包榨菜，一个发霉的面包，两件换洗的衣服。然后他就把这些东西塞回去了。警察把他送到北五环外的一家医院，那个地方住着很多流浪人群和有精神障碍的人群。在那里，国家会负责承担他们看病、吃饭、住院的费用。警察把孩子送过去以后，医生说必须查包，因为如果不查包，万一带进去危险品怎么办？于是，几位医生就把这个孩子按住，翻看他的包。医生从里面掏出了榨菜、衣服，但还是觉得这个包很沉，所以他们就再往底下掏，发现里面有个暗层。
薄世宁：晚上时我们会帮她把眼睛闭上，到了第二天早起，再帮她打开。像这种病人，我们帮她闭上眼睛以后，有时候还会给她用上镇静剂，帮助她入睡。但是有一次，可能镇静剂的剂量不够，因为她的眼睛被纱布盖着，我们也没发现她没睡着。我们就在外面讨论她的病情，她听到了以后就哭了。她在后来的访谈中说：“我那么年轻，我孩子才6岁，我可以忍受你们拼命地扎我的血管（用于血气分析），我听见隔壁床被抬走了，听见护士说哪个病人又大出血了，听见某个人的家属放弃了，这些我都可以忍受，难道我到最后还是难逃一死吗？”
薄世宁：有些桌子上会放着那本书。大家翻到那一页，结果一看，那一页就写着这个病，就是腹膜后纤维化。但是当年关于腹膜后纤维化只有短短几行的表述，如今已经有大量的表述了，人们已经把这个病研究得很透彻了。再后来，因为诊断正确，病人在治疗完以后就出院了。但是她出院以后，对她的诊断我始终保持着怀疑。因为如果单纯地使用一些激素就让她好转了，也可能是因为她有其他自身免疫问题。当时基大夫留了一句话：“如果这个孩子的病情在未来继续发展的话，这个纤维化组织可能会把尿管包住，未来会发生尿路梗阻，需要动手术。”结果三年以后，我的实习期结束了，那个孩子又来了。后来我的同学说泌尿科接收了她，医生们打开她的腹腔一看，果然长满了一层纤维组织。这就和基大夫当年的判断一模一样。
薄世宁：抢救这个病例是一个大手术，不能失败。为什么不能失败呢？像这种手术，如果在我们这样的医院都失败了，就意味着未来可能很多人都不敢涉足这种手术了。那么，所有得了这种病的人就只能等死。所以，必须保证手术成功。医学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旦一种技术在临床上有成功的案例，成功的案例就会越来越多。比如我们第一台心脏移植手术，第一台肺脏移植手术，只有第一次手术成功了，后面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和医生敢于尝试。
薄世宁：我对那个孩子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小胖孩，脸圆圆的，长得很白，有着大眼睛、长睫毛，一看就长得很好。他跟他爸去游泳，结果溺水了。他爸游得好，就游到前面了，后来再见到孩子的时候，别人正在给孩子按压。我记得那天晚上，他们来医院的时候，孩子几乎没什么希望了，血压、血氧都维持不住。我记得他妈妈就问我这孩子醒来的希望有多大，我就跟她讲，谈什么希望啊，命都不一定能保住，更不要谈醒过来。讲到这儿，他的父亲就坐在地上扇自己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