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创新力

梁建章：对。第一个就是规模效应，就是市场规模越大，创新力越旺盛。简单地说，你如果做一个APP服务一个像中国这样10亿人口的市场，你可以投入大概几千名工程师。如果你做一个日本市场，你可能只能投入几百名工程师。那像我们这个旅游APP，如果是服务这么大一个市场的话，肯定比一个从日本市场生长出来的日本公司的APP要做得好。这就是为什么说美国以前其实在整个互联网高科技产业中具有规模优势。美国过去一直有这种规模优势，比如说在制造业也有这种规模优势。但在制造业方面，其实小国也是可以通过贸易去享受全球的规模的，所以日本、欧洲其实也有一些很不错的全球的制造业品牌。

梁建章：对。就像一个公司里面，如果50岁的人多，那肯定重要的位置都被他们占住，年轻人少，可能就被压在组织机构的底层。年轻人的话语权、能够领到的任务或者他得到的历练就少，所以不光是人数少的问题，而且它的整个活力也会下降，在企业内部或者出去创业的活力也会下降。这个在日本比较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它九十年代以后创业活力下降，而且九十年代以后，它很多的企业在经营上比较保守。

梁建章：对。其他国家当然也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硅谷，它也是房价非常高，因为它就是一个城市，它有自己的规划跟它的民主体系，所以对于那个地区已经拥有房产的市民来说，肯定是不希望太多人来造更多的房子。但其实很多经济学家在美国看了，其实美国这个体制就没有办法。如果从全局的、全国的福祉来说，从全美国人民的福祉来说，它其实应该让纽约、旧金山扩大它的范围，能够容下更多人，让经济发展不怎么样的地方的人能够到这个区域去工作。这样的话，它的贫富差距、社会矛盾也会降低。中国其实可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梁建章：聚集效应就是这些人口聚集在一起，比如在一个城市群里面，可能就会有更强的创新力。因为现在的创新可能跟过去的创新也不一样，现在的创新往往是跨行业的。旅游行业就是一个跨互联网行业跟旅游行业的例子，所以现在的很多创新模式都需要跨行业的人才。一个大城市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人才聚集在一起，他们会把一些新的技术运用得更好。

梁建章：老龄化对创新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年轻人创业的活力。我们现在中国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年轻的，虽然说计划生育是80年代开始实行，但实际上80年代并没有严格地执行，所以说80后是一个非常大的人群，以前70后人群也很大。所以现在中国的年龄结构非常年轻，我们大量的创业者是80后。为什么是80后？因为从数据来看，三十多岁是人最适合创业、最有活力的年龄。

梁建章：所以她可能三十五岁、四十岁就补生了，她本来应该三五年前、十年前生的，她现在却是过去的一两年生的。这些补生的已经过去了，所以未来肯定会下降到1500万以下。即使人的生育意愿没有降低，中国的人口还会继续往下走，下降一个台阶。为什么？因为现在生小孩的都是80后，80后其实是个生育高峰，2500万人生了现在的1500万或1700万。当我们需要90后、00后生孩子的时候——

梁建章：补贴的方式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是现金补贴，现金补贴的话，每个区域是不是一样？穷的地方补贴少一点，富的地方补得多一点，那就比较难以管理。那就可以用减税的方式。如果你交的税比较多，减税额就比较高，可能对这些人实际上是更多的补贴。另外一方面，确实是社会分工，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是有必要的考虑。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有钱的人，工作的机会成本比较高的话，那可能给他钱他就可以去雇保姆或者怎么样。另外，如果你的收入不是很高，那你为社会多抚养一些小孩也不是什么坏事。

梁建章：我觉得人口这个数字，前几年讲的时候——当然，前几年还是个敏感话题——前几年讲的时候很多人对它的概念不太清楚。一个原因是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口确实少，就是生育下降这么快，另一个是他们也确实不太清楚为什么人口少是一个问题。真理越辩越明，现在这个话题经过过去几年公开讨论以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个观点。但真正的数字的下降，真正摆在面前说“狼来了狼来了，狼真的来了”，可能是从这两年开始。因为随着观念放开以后，确实是因为人口数字不太乐观，我想时机也到了，很快就会有政策上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