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费孝通先生当年去英国留学的时候，他的祖母就给他从锅灶里边扒了一些泥土，把这个泥土拿出来弄一个小包给他带着，说如果你去那儿水土不服，你可以拿一点出来冲点水喝。这个就是所谓的“故土难离”。你对自己的家乡有眷恋，用携带土壤的方法保持着联系。还包括我们经常说的“落叶归根”、“不离故土”等等。我们中国的老人经常讲：“我已经半截子入土的人了。”什么叫“半截入土”？就是我的人生已经走了一大半了，我最后是要进到土地里边去。所以中国人不愿意流动，我们愿意待在自己的地里边，待在自己的家乡，这就是中国在40年代、50年代那时候，农业社会的时候最显著的特征。所以他说乡土的这个“土”字用得很好，虽然听起来不好听，但其实它并没有特别多的贬义存在。
孔子所设想的“仁”，是一个他认为的最高的道德境界。但是你把《论语》读来读去，你会发现，“仁”这个事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我也很苦恼，《论语》里讲了特别多关于仁的事。孔子经常说，仁很简单，你想要仁，仁就来了；但孔子又会说仁很难，他这辈子都没见过几个人能处在仁当中。所以仁就是很模糊的一件事。
中国有自己的礼法，所以不能用人治和法治来界定关于治理的概念。这个话题的核心是在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力量和规范的性质：我们是靠什么样的力量在维护这个社会的规范，这个才是本质的区别。如果我们说这是一个法律社会，法律社会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国家权力。它维护这个社会稳定的力量来源是来自于国家权力，我们所有的公民认同国家的权力。所以国家由法院它来判，我们按照这个来执行，这就对了。
但是当你进入工业社会的时候，你离开了乡土中国的背景以后，你仅凭欲望来做事，你会发现你寸步难行。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到城里来打工的年轻人，你凭着欲望来做事，只要不想干活我就打游戏，我就是玩，有了钱我就赶紧去吃饭，我也不储蓄。储蓄什么？有一顿吃一顿。那你会发现你非常艰难，因为你缺乏计划，缺乏盘算，你没有足够的知识。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这本书里的重点，也是费孝通先生被人引用最多的一个学术上的贡献，叫作“差序格局”。什么叫差序格局？咱们先说西方的社会结构，那叫作“团体格局”。什么叫“团体格局”？就好像你看农村田野里边捆柴，这一堆柴捆一捆，那一堆柴捆一捆，然后把这十几捆柴放在一起做成一担，把这几担放到车上做成一车，这就是西方的格局。你属于这一捆，这一捆属于这一担，这一担属于这一车，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一个自己的位置。当然人跟柴不一样，所以人可能在不同的捆里边也会出现，但总之你是在一个框架结构之下的，你像是树形图当中的一个位置而已。所以西方人特别重视的是位置，是权利。
那为什么中国人会把家的概念泛化呢？就是来自于中国的差序格局。什么叫差序格局？就是你把一个石头扔到湖面上去，它会荡起一串涟漪。这个荡起涟漪的过程，就是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我”就是中间的那块石头，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中间的那一块石头。这块石头荡开了以后，最核心的部分是你和父母，孩子，妻子；然后兄弟，表亲，亲家；再往后是朋友，同学，战友等等……一层一层地荡开，这就是中国人的关系网。
我们中国人讲究什么呢？你会发现在一个单位里边，如果这个副总不受人待见，那就糟了。按理说副总的地位比其他人高得多，但是当底下的人都知道副总不受人待见的时候，你会发现副总办事还不如底下一个司机办事好使。为什么？司机人头熟，司机跟谁都认识，关系好。所以中国人讲的是攀关系，讲交情。当然，我们这儿说的是乡土中国，离工业化时代已经有一定距离的中国。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国现在的很多地方，我相信依然存在。你要更多地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人内心当中的一些想法，读一下费孝通先生这本书一定是有用处的。
因为西方社会是一个“共同的架子”，所以他的道德来自于哪儿呢？你会发现西方的道德很容易来自于一个同一的神。这个道德的前提是，每个人在神面前是平等的。你们都一样，你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都是神的子民，我们大家都是兄弟。
第二点，费孝通先生当年去英国留学的时候，他的祖母就给他从锅灶里边扒了一些泥土，把这个泥土拿出来弄一个小包给他带着，说如果你去那儿水土不服，你可以拿一点出来冲点水喝。这个就是所谓的“故土难离”。你对自己的家乡有眷恋，用携带土壤的方法保持着联系。还包括我们经常说的“落叶归根”、“不离故土”等等。我们中国的老人经常讲：“我已经半截子入土的人了。”什么叫“半截入土”？就是我的人生已经走了一大半了，我最后是要进到土地里边去。所以中国人不愿意流动，我们愿意待在自己的地里边，待在自己的家乡，这就是中国在40年代、50年代那时候，农业社会的时候最显著的特征。所以他说乡土的这个“土”字用得很好，虽然听起来不好听，但其实它并没有特别多的贬义存在。
费孝通先生举了一个例子，特别有意思。他们在昆明的时候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晚上牙疼，一疼就哭。但是你给他只要一吃奶，他就牙疼没法吃。但是不吃又饿。所以这个孩子吃奶也哭，不吃奶也哭。大家说这怎么办？完蛋了。就都没办法，因为环境很恶劣。结果村里边有一个老太太，大家说请那个老太太来看看吧。费孝通先生怀疑，这老太太能看病吗？老太太来了以后，把开孩子的嘴一看，说长了个“假牙”。小孩子怎么会长假牙呢？实际上是牙齿上面有一些细菌，那些细菌累积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疙瘩，当地人把它叫假牙。老太太说怎么办呢，拿一块咸菜，拿一个蓝布，把那个咸菜包着，擦那个牙，擦一擦就好了。然后他们就真的用这个方法就去擦，果然就好了。可能是咸菜跟那个细菌能够发生作用，擦掉就好了。
我还很小的时候，家里边人不知道谁跟谁吵架，然后请来两三位老人坐在中间。这边是正方，这边是反方。两方开始辩论，说完了以后老人家分别发言，最后让你们回去做检讨：你们回去应该怎么怎么样，然后互相赔礼道歉，最后再吃顿饭就完了。这就是一个调解的过程。不要小看这个调解的过程，调解的过程就是一个教化的过程：就是一遍一遍地教育大家。包括像我这样的小孩子从小坐在那儿听，你就在听这些道理，你就在听老人家是怎么处理问题的，慢慢地你就会套上这些礼法的这些想法，然后你会遵从着这个东西去做。
同意权力就是我有话语权，我可以参与，我能够发表意见，我能够做出贡献 我愿意做志愿者。这个力量是自下而上的，合作的。在中国古代有一句话：“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帝力何有于我哉？”你看，这话讲得特别有道理。中国过去的一个老农民，他根本不需要知道现在谁做皇帝。我每天出门就种地，晚上回家我就睡觉，我要喝水就凿个井。我完全可以把自己封闭在这个小村子里边，哪儿都不用去。你看康德，康德一辈子没走出过他那个镇子，这就是可以是一个小小的合作体系，你就能够生存得下去。
在今天我们看来 每一次技术的重大变革都会带来一大拨的时势权力。你跟上了风口，你会变得不一样。当机器发明的时候，当内燃机发明的时候，当汽车发明的时候，当电报发明的时候，当互联网、手机、短视频，一个一个的社会的变革出现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抓得住，就代表着你是不是可以在短期之内获得时势权力，这才能够改变你的阶级位置。你在社会上所处的不同地位会得到变化，甚至是跃迁。
但是你要知道欲望是一个文化事实，而并非一个生物事实。在我们看来食色性也这不是生物基础吗？费孝通先生说不是，欲望其实更多的来自于文化事实。你比如说山东人吃饭要就个大葱，北方人吃饭普遍喜欢吃大蒜。难道是这个孩子生下来基因当中就带着要吃大蒜、要吃葱的爱好吗？不是。是他从小到大看着他的父辈祖辈就这么吃的，所以他就慢慢学会了。我们西安人喜欢吃羊肉泡馍，就是这么看着学会的。并不是说羊肉泡馍一定比南方的什么东西好吃多少，这个度量是很难做得出来的。它是一种文化事实，都是我们整个社会经验累积的一个结果。这个经验累积基本上是有利于你的生存，如果不利于你生存的经验累积的习惯，慢慢地就被替代掉。最后能够留下来的经验累积，基本上是有利于你生存的。
所以到了一个工业化的社会当中，人们做事凭借的不能够是简单的欲望，而应该是需要 Need（需要）。为什么变成了需要呢？需要，这里边就包含着计划所在。你爱上学吗？未必。你可能并不需要爱上学，但是你必须去上学。这就是一个计划，这是你的需要。你得通过上学这件事情来提高自己的能力，让你获得一张文凭，今后你在这个社会上才能够立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就是人们进化到了工业社会以后所需要有的东西。
这种状况之下形成的社会特别容易变成“礼俗社会”。礼俗社会就是大家按照之前的规矩办，有什么东西请教老人，老人家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所以孔夫子讲“学而时习之”。为什么要学而时习之呢？学，就是当你遇到了陌生的问题的时候，你去研究它，把它学会。习呢，就是不断地陶炼自身，不断地教化。中国人喜欢学而时习之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每天面对的新问题其实没有那么多，大部分的生活就是在不断地重复。只要这个村子里边有一个像孔子那样的老人家，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就请教他就好了。所以有机的团结会容易形成礼俗社会。
但是你要知道欲望是一个文化事实，而并非一个生物事实。在我们看来食色性也这不是生物基础吗？费孝通先生说不是，欲望其实更多的来自于文化事实。你比如说山东人吃饭要就个大葱，北方人吃饭普遍喜欢吃大蒜。难道是这个孩子生下来基因当中就带着要吃大蒜、要吃葱的爱好吗？不是。是他从小到大看着他的父辈祖辈就这么吃的，所以他就慢慢学会了。我们西安人喜欢吃羊肉泡馍，就是这么看着学会的。并不是说羊肉泡馍一定比南方的什么东西好吃多少，这个度量是很难做得出来的。它是一种文化事实，都是我们整个社会经验累积的一个结果。这个经验累积基本上是有利于你的生存，如果不利于你生存的经验累积的习惯，慢慢地就被替代掉。最后能够留下来的经验累积，基本上是有利于你生存的。
但是当你进入工业社会的时候，你离开了乡土中国的背景以后，你仅凭欲望来做事，你会发现你寸步难行。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到城里来打工的年轻人，你凭着欲望来做事，只要不想干活我就打游戏，我就是玩，有了钱我就赶紧去吃饭，我也不储蓄。储蓄什么？有一顿吃一顿。那你会发现你非常艰难，因为你缺乏计划，缺乏盘算，你没有足够的知识。
西方人的家庭界限非常清晰。比如说你邀请一个美国人到家里来吃饭，对他说“欢迎阖府光临”——希望你们全家都来。那你放心 美国人界定得很清楚，说我们全家都来，什么人呢？丈夫，妻子，未成年的孩子，最多带上狗。这就是他们对于一个家的观念。但是你要跟中国人讲说欢迎全家都来，那就不一定了，中国人对于家的概念很有可能包括岳父，岳母，祖母；然后还有表兄弟，远房亲戚等等。甚至这个人是我干兄弟，他也会拉进来。所以中国人对于家庭的概念没有西方人那么清晰和明确。
孔子所设想的“仁”，是一个他认为的最高的道德境界。但是你把《论语》读来读去，你会发现，“仁”这个事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我也很苦恼，《论语》里讲了特别多关于仁的事。孔子经常说，仁很简单，你想要仁，仁就来了；但孔子又会说仁很难，他这辈子都没见过几个人能处在仁当中。所以仁就是很模糊的一件事。
费孝通先生举了一个例子，特别有意思。他们在昆明的时候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晚上牙疼，一疼就哭。但是你给他只要一吃奶，他就牙疼没法吃。但是不吃又饿。所以这个孩子吃奶也哭，不吃奶也哭。大家说这怎么办？完蛋了。就都没办法，因为环境很恶劣。结果村里边有一个老太太，大家说请那个老太太来看看吧。费孝通先生怀疑，这老太太能看病吗？老太太来了以后，把开孩子的嘴一看，说长了个“假牙”。小孩子怎么会长假牙呢？实际上是牙齿上面有一些细菌，那些细菌累积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疙瘩，当地人把它叫假牙。老太太说怎么办呢，拿一块咸菜，拿一个蓝布，把那个咸菜包着，擦那个牙，擦一擦就好了。然后他们就真的用这个方法就去擦，果然就好了。可能是咸菜跟那个细菌能够发生作用，擦掉就好了。
所以在中国的乡土社会当中，最主要起到作用的力量，其实是同意的力量。但是其中又掺杂着很多横暴的力量，因为如果没有横暴力量的话，就会产生动荡。比如说有土匪，比如说这两边争水渠，然后打起来了等等，这种事也是经常发生的。横暴的权力和同意的权力是互相参差的，是不断地交织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