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一事

李昕：没错，你说得很对。所以我就开始衡量我自己到底有什么长处。要搞科研，包括到学校里当教师，我都觉得自己的才、学、识里面的“学”准备不足，也不适合做这类工作。和同学相比，我感觉自己稍微强一点的就是“识”，因为我下过乡，社会经验比那些“从校门到校门”的同学丰富一点儿，要搞文艺批评的话，就需要这种社会经验。所以我在学校的时候，好像就开始显露这么一点儿特长，我已经开始写文艺批评文章了。我觉得自己在“识”上面不输给人家，而能用得上这个特长的就是当编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就能够用得上这个“识”，也就是所谓的判断力，能够判别书稿，所以我就选择了出版，然后我就被分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李昕：是这样的，赵斌这个人是个语言天才，他是上海人，也许上海人就是学粤语比较容易，他一个多月就满口粤语，太厉害了这个人。他比我早两三年去香港三联，他当总经理的时候，想学粤语，就自己写了一篇讲话稿，然后交给他的秘书，他的秘书是香港人。他跟秘书说：“你拿录音机把我这篇稿子读一遍，录下来。”这个秘书就给录了下来。录下来以后，他就把这个录音带拿来听，听了几遍以后，第二天开会，他就学会了他的这篇讲稿用粤语说出来。然后他就宣布：“从今天起，你们谁跟我说话，都不许说普通话，都要说粤语。”他就是用这个方法来逼自己，把粤语上口。他是太厉害了。而我在香港工作了8年，一直到回来的时候，我的粤语都上不了口，我只会说几句最简单的。

李昕：我觉得可以有各种参考，一个就是说你自己要多读书，形成你自己的判断力；另外一个就是有各种参考，你可以多看书评，看别人怎么推荐好书，有一个参照系在那里；你还可以根据同一个作者以前的创作成绩，来评价这个作者。总而言之，它是一个综合的尺度，在这个综合的尺度下，你应该能够了解这本书有没有特点，有没有探索性，有没有创新。

其实我们的《著作权法》为了文化积累、保护文化资源，默许在文集出版以后，出版社还可以再另行出版单行本。也就是说，你在三联出了钱锺书文集，这套文集里面的一本本单行本，你可以拿到别的出版社去出版，我们的版权法《著作权法》是默许的。但是我称赞了杨绛先生一下，我说：“老先生特别严谨，她把版权全部收回来了，她不允许别的出版社再出了，所以这个版权都集中到了三联。只有两本书是例外，一本是《围城》，一本是《宋诗选注》，这两本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再要求下，杨绛才同意保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的权利。”其实我说这话是为了称赞杨绛，称赞她在版权保护方面特别谨慎。

李昕：那不是，这个缘分可太长了，我跟王鼎钧的交往从1991年开始，你想想看，到现在有多少年？三十多年了。可以说在中国大陆，我是第一个和王鼎钧联系，要出版他的书的人。但是那时候阴差阳错，我要出的是他的“人生三书”还有“作文两书”这五本。在跟他商量的过程中，他忽然得了一场大病，就说这件事先放放，因为那时候我手里也有很多选题，我也把这件事情撂下了，这一撂撂了二十多年。后来我去香港的时候，虽然很关注王鼎钧，还有人从台湾带了整套王鼎钧的作品给我，我后来又带回大陆，但是我不能做他的书，因为香港和台湾是同一个市场，王鼎钧的书既然在台湾已经出了，在香港就不能出，所以这些策划就都放下了。

你想，他在昨死今生的时候拿出一部书稿来，想到的竟然是我，所以我觉得我接受重托了，就一定要想办法把这本书做好。这本书的书名叫作《文路》，是教青年人写作的书。我就想这本书是有卖点的，但是《文路》这个名字可能不太行，我就跟责任编辑蔡长虹商量取个什么名字好，我们想了四五个名字，去征求鼎公的意见，后来鼎公说就叫《作文六要》。这本书你是熟悉的，那里面讲了作文的六种方法。

我们有一些网友的提问，咱们做一个快问快答，您简短地回答就好。第一个问题，“大学毕业以后很想成为编辑，您觉得在读书期间，我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培养自己的素质呢？”

李昕：多读书，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多逛书店，了解别人是怎么做书的，了解书的内容和形式。特别是要对书的形式有比较多的关注，了解一本书是怎么做出来的，是怎么设计的，有什么特点，了解不同类型的书通常是用什么样的做法来做的。多看别人做的书，自己慢慢地就会形成悟性。所以我一再强调，编辑要有书感嘛。书感就是你拿到了一份稿子，你有了这个内容，你要找到一个适合它的形式，在这方面是需要积累经验的。你要看别人是怎么做书的，谁做得好，慢慢地你就会归纳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掌握了这个规律，你也就有了书感。